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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財經》編輯室的夏天
發表于 2008-10-07 23:27:38
在2008年這個對中國別具意義的夏天，透過台大以及中國科協的聯繫，我到
了北京的《財經》雜誌進行兩個月的實習。這趟實習除了在考察自己未來從
事新聞工作的熱情與志趣之外，也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在大陸這麼一個風雲汩
湧的地方，作為一個中國媒體、尤其是以“獨立、獨家、獨到”自詡的一家
媒體以及其從業者，是如何體察這個正經歷巨大變遷的社會、又將如何定位
自己所擔綱的角色。
《財經》是一本在1998年創刊的刊物，是由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現在
媒體界又稱其為「聯辦」)所主辦的政策產經雙週刊。創刊十年以來，《財經
》以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參與者及推動者自許，力求每篇報道均能。《
財經》早年是以包括“基金黑幕”等一系列著眼於證券市場制度規範的報道
引起廣泛關注，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中國證監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而
在中國加入WTO、電信業重組等重大議題的報導，也奠定《財經》一貫以政策
高度來透析產業變局的筆法。2003年以來，《財經》的關注觸角又延伸至反
腐敗監督、環境保護、公共性災害事件等領域，屢屢揭發權力尋租在灰色地
帶的沉痾；而《財經》在SARS期間的積極作為亦使海外傳媒觀察者對這家在
中國媒體界為數不多的“異數”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8年7月2日，正巧是我21歲生日當天，我第一次走進《財經》的編輯室，
分發到國際新聞組，邁開在我職場歷鍊學習的第一步路。作為《財經》成立
十年來的第一個台灣人，同事們縈繞而生的種種好奇很快融化了我初到新環
境的陌生與躊躇。《財經》的編制大概分成編輯部以及市場行銷部兩塊，而
負責刊物核心內容編輯部又分為資本金融、公司產業、宏觀經濟、法制時政
、科技環境以及我所加入的國際新聞等各組，這個架構也基本體現了《財經
》雜誌所含括的面向，一位同事說“《財經》的理想就是做成一本中國的
Economist(經濟學人雜誌)”。
「中國那麼精彩，我為什麼不回來？」
我所在的國際新聞組成員非常年輕，我們組的編輯海麗、助理編輯黃山、資
深記者林靖大概都是三十歲上下，而年齡跟我更近的王歡、錢亦楠及董凌汐
從完成學業到加入職場也不過就是數月到兩年多之間的光景。在組內，美國
、西歐、日本、俄羅斯都大抵都依據上述同事們的留學背景或專長給分項負
責了，而東歐、亞太、南美與非洲所發生的新聞，則是大家依工作狀況分配
調度。至於我，台灣及兩岸交流新聞就成了我義不容辭的職守。在一本約莫
150頁的雙周刊裡，國際時事新聞要擠上雜誌稿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要
登上雜誌紙本的內容得端看時局演變以及記者所能挖掘的分析縱深而定；至
於突發性或剛冒出芽的事件，我們則是每天寫稿發到《財經》所新辦的《財
經網》www.caijing.com.cn上。
在雜誌社裡，我們的人員調度基本不分紙本與網絡，只要在網上發的新聞發
展或推進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會進一步刊載在雜誌上，而這種網路掛靠於紙
媒的經營方式享有一個重大的優勢：囿於大陸現行規定，網路媒體是不能自
己生產新聞的，亦即所有網上門戶網站(如新浪、雅虎或百度、和訊網等)能
見到的新聞都必須取材轉載於實體存在且擁有發行許可的體制內刊物；在這
個形勢下，由於《財經網》網刊不分家，是故我們就可以用雜誌社的名義在
網路上刊發出獨立自撰自產的新聞，也就是我們向讀者所號召的“在別處看
不到的新聞”。
相對於美國以及台灣的媒體市場，分別因為環境條件已過於成熟、缺乏驅動
大環境改變的因素、受眾閱隆取向分殊化、多種媒體形式興起等挑戰而日趨
凌夷，中國大陸的報業媒體發展則還處在一個迅猛上升的階段，報業的年成
長量平均還達到20%的速率、據印象，《財經》發行的成長率更高達40-50%，
一位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的同事說“美國媒體業在往下走，但中國還
有那麼多精採的事可以寫，我為什麼不回來”。不過，快速成長的背後也不
是沒有隱憂，按照大陸著名報人錢鋼的話說，在體制管制與市場壓力的雙夾
縫之中，一些媒體“邁向自由的腳步停滯不前，衝向市場的腳步急進踉蹌”
--但在一個冰封漸溶的年代，正猶如台灣在解嚴前後的某段歲月，總能湧現
出相當一批值得尊敬的報道和記者；而且在某些時候，這種形勢下某篇揭發
或調查新聞的影響力恐怕還比在一個已然全部放開、資訊爆炸的社會裡更大
“我們也是抓住機會，為所能為”一位資深前輩和我如是說。
或許，在一個媒體所處的環境尚非完全自由的時候，它腦筋裡所能想像到的
自由，才是無邊無界、無垠無涯的。而如果一個地方已經完全自由，再沒有
文工會、警總跟中宣部可以怪罪，再沒有一道高牆杵在那邊讓人暇想著翻過
牆後的新風景，只剩下有無情的財團、讀者以及按秒跳動的AC尼爾森時，可
能就很難再有成本去實驗、或再有勇氣去想像出新的可能性。
實習的第一天，拜台灣縣市長競相登陸大陸參訪交流，我把有關訊息整理後
發出了人生中頭一篇新聞稿。而七月到八月，台灣新政府對大陸經貿政策蟆
綁的規劃漸次出台，包括企業赴陸投資40%的上限取消、周末包機直航、放寬
陸資來台、開放QDII資金入台股讓我持續作了不少題目，此外，舉凡馬英九
上任兩個月的執政觀察、前經濟部長趙耀東逝世、青島台商吳振順控訴遭坑
騙案、以及陳水扁的海外密帳案，都讓我有機會能為《財經》，提供一些來
自台灣的分析視角與信息渠道。
而既然身處國際新聞組，眼看別的同事都分別“割據”著那麼大的責任區，
在台灣沒有太大新聞的時候，我也漸漸參與了國際新聞的報道或編譯：兩個
月來，由我所撰寫過的題目從韓國旅館火災、阿富汗巴基斯坦使館爆炸、喀
什米爾邊界衝突、伊斯坦堡恐怖襲擊、土耳其執政黨面臨違憲審查的憲法危
機、塞爾維亞因塞族首腦被捕引發示威，再到更重磅的泰國動亂、穆沙拉夫
下台、以及布希在奧運期間的亞州之行等，讓我扎扎實實地從指尖天天感受
這兵馬倥傯的世界。對於這些大多無法親臨現場的國際新聞，最基本的工作
就是先對外電報導進行編譯，並比較國際性媒體如紐約時報、法新社、美聯
社與當地媒體報導視角的異同之處，遇到重大事件則還需補充相關專家學者
的看法，這時大陸儲備於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就成了能與記者們
相互切磋討論的重要對象。
此外，這樣的體驗也使我對於能服務於一個鼓勵記者在崗學習的單位感到慶
幸，由於從撰寫雜誌的心態出發，幾乎每位同事的桌前都堆壘著大大小小的
書堆或參考研究資料；而在崗位上學習的感覺，與在學校裡也有所不同。自
接到編輯發來的報題指示那刻，或是搜尋到一篇外電信息的那刻起，擺在眼
前的可能就是一整套全新的課題：例如從7月27日起手撰寫伊斯坦堡發生兩起
連環爆炸案後，就必須有練習出足夠的敏感性把此一社會事件與該國正在進
行的政治議程--也就是把牽涉著世俗與傳統之爭的執政黨違憲審查，放在同
一個視域中考察；而7月28日起，土國最高法院開始進行審議後，就必須向讀
者進一步介紹該國迸發出世俗與傳統兩派爭議的淵源，述及軍方的角色，就
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階級受益不均與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崛起的背景
與以介紹；俟31日，土國執政黨挺過來了之後得在蒐集各方對後勢的看法…
…凡此種種，可說是與在教室裡課堂上做報告渾然不同的體驗，一來時間壓
力非常緊湊、二來在自己消化完之後還要立馬提筆讓讀者能在最精鍊的篇幅
裡儘可能知道趨於完整的故事。尤其當事件新聞發生在平常比較不熟析的中
東、南亞等地，往往記者一開始會先借助宗派、種族、親西方與反西方、階
級等大而化之的標籤，試圖在自己理清事件輪廓時有個架構的工具，但越是
深究材料與相關討論文獻後，往往又會一次次地解構之前支撐起我那簡單認
識的粗略鷹架。
有的時候記者對於資訊的選裁，更可能影響到讀者認識一個事件、一個黨派
甚至一個民族的方法，如果把歷史簡單地定義為過去所曾發生過的事，那麼
即便我什麼都不額外添加假造，就單從這幅畫卷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裡裁縫
編選，恐怕就可以弄成好幾組渾然不同的圖樣。寫到這，又不免想起Paul
Cohen柯保文同學那本著名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與神話的義和團。其
中義和團可以用任何辭彙來代替，比如說五四、比如說蘇東鉅變、比如說天
安門廣場，這些概念對人們來說，究竟是一則報上讀到的事件、一個親身參
與的體驗、還是一個被不斷重述的神話，恐怕每個人的眼裡都是異樣的風景。
很多人關注，究竟在大陸撰寫國際新聞時有沒有禁區呢？我自己是沒有親身
碰過，不過隆同事轉述，報道國際新聞時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可能就是當事
件牽涉到大陸政府的決策與角色時：不論是直接涉及(如中俄邊界勘定)或是
間接產生影響(如朝鮮核問題談判)甚至是對於諸如賽爾維亞引渡前民族主義
首領、或是俄格衝突中的表態等，可能就只能回到基本事實的陳述，而不便
任意另闢專欄信筆點評月旦了。
至於大陸國內新聞的方面，就著實精採了。以三聚氫氨污染事件擴散為例，
《財經》現在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率先報道了污染可能從牛奶擴及化肥，並
因此污染到蔬菜的情事。在這種有明確對錯疏失的問題上，《財經》自是不
遑多讓；而在群體性事件的報導中，諸如六月底在貴州甕安所發生的群眾火
攻公安局事件裡，《財經網》則是在第一時間較完整的披露事件進展現況的
媒體，這也造成那幾天網站的流量呈現出井噴式的暴發。
至於瀏覽《財經網》的網友，均可以透過每篇新聞下的留言板表達意見，可
以看出觀眾對於《財經》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雖說常出現“肯定財經，
給我們這麼快的報導分析”之類的評語，但也會看到批評報導不夠全面的指
責或是感慨。
記得在奧運前夕，從雲南昆明公車爆炸、孟連膠農示威開始，再接著發生位
於新疆各地的多起爆炸案以及喀什的武警連隊遭攻擊事件，往往電話一響消
息就在編輯室裡炸開了鍋；而通常官方新華網的外語版消息又會透露的比中
文版還快，這時編輯部衡量新聞重量後，就會指派記者從北京或是鄰近的駐
地趕赴現場。一位奔波於新疆系列爆炸新聞的同事說，他的奧運開幕之夜，
沒想到會是以到公安局協助調察約三個鐘頭、交代採訪過程的方式度過的。
至於敏感的上海楊佳襲警案的審理過程，也是《財經網》想要重點觀察追蹤
的對象，不過後來比較深刻的討論，則是從記者報道轉移到專欄作家的文章
裡發揮。一位同事私底下寫道“如果楊佳案能夠至少呼喚起人們對法律審理
過程程序正義的重視，那六名警察的鮮血也沒有白流了”。
從呼喚體制改革的立場出發，《財經》這種習於反思的精神除了滲潤於許多
大型調查報道之外，也體現在與具相近立場的學者(如北京大學的吳敬璉、《
炎黃春秋》的杜導正、于光遠、新華社退役的楊繼繩等人)或體制內官員(如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國務院祕書長馬凱等)藉由特邀撰文、專訪、或舉辦會
議論壇等方式所進行的合作之中。
在九月開學過後的頭一週，我所選修的一門課上教授就推薦一系列關注中國
大陸現勢的參考網站，其中就羅列了《財經網》。在教授的教紹中，她把它
描述成一個可以認識“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菁英觀點”的地方。對於這句令我
饒富興味的概括，究竟能不能和我這兩個月裡在編輯室裡工作的印象聯繫起
來呢？
首先，菁英觀點可能是可以成立的，根據一位曾經參加過《財經》與北大中
國經濟研究中心所合辦獎學金班的外報記者回憶，《財經》主編胡舒立有次
說“媒體就是菁英判斷，我們只需要了解替讀者應該知道什麼。這應該成為
媒體的價值共識”。說到《財經》的靈魂人物主編胡舒立，我來之前就隆說
過舒立(同事們都如此稱呼)的事蹟與信念被一代代新老同事重複講述，形成
《財經》團隊文化底蘊的故事。在編輯部時，幾乎每天或隔天就可以看到，
喔不，通常是先隆到她爽朗的聲音在辦公室裡來回，有的時候是接待來訪客
人、更常則是在惟有的三間獨立辦公室裡最小的，她自己那間，召開會議討
論大事。我自己唯一一次和舒立直接說上話，是在吃完午飯後的電梯裡，前
輩向舒立介紹了我，握完手後她就和我說“看你回台灣後能不能爭取訪問一
下陳水扁啊？”那時是海外密帳案剛爆發之際，我也渾然沒想到阿扁會向現
在這樣到處上願意配合演出的地下電台接受訪問，那時只覺得“哇塞，訪問
阿扁，他現在可是嫌犯啊，一定超難的。”但或許領導人物總是必須、或願
意多想一些人們覺得很難的事情。
至於“自由主義”這塊牌子能不能也高懸在《財經》的門楣上呢？我只能說
，至少，願意加入《財經》的工作夥伴都不會是保守主義、全然滿足於安逸
於現實現狀的，雖然在相當程度上他們個人的位置都已經接近或正在靠近整
個社會階層中“贏者圈”的向量。就以這個夏天的奧運來說明吧，我們的刊
物就曾信筆描繪過東北某城把“祥雲聖火駕臨”當成頭等重要的大事操辦、
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及相應政策成本的細節流程，結果卻等到一個聖火改路子
，不來了的結局。而在奧運開幕式當晚，還在辦公室裡趕稿子的我是和約莫
十來位同事一起在電視機前度過的，可以隆到同事們插科打諢地聊到“可能
只有朝鮮能做的比我們盛大”，或是幾天後大家揣摩被迫假唱的女孩家長心
境時，所自創出的政治笑話。然而，在奧運進行的十六天裡，辦公室裡的電
視機卻又是全天候開機，而每當大陸隊面臨關鍵決賽時，幾乎大半的人又都
放下了手邊的事簇擁到電視機前，投注以陣陣的驚呼錯愕與歡歌，記得是中
國女子體操隊奪牌那天，我光一篇稿子還沒寫完，義勇軍進行曲就足足響起
三次、落袋了三塊獎牌。在《財經網》奧運專題中，特別邀集了所有記者輪
流寫“觀奧雜談”(http://www.caijing.com.cn/2008/0664/110001966/ )，
從中也可以看出奧運對每個人的不同意義：對有的人來說，這是他決定來北
京念大學的動力；對有人來講，是和兒子相處的特殊假期；有的是對父母聊
表孝心回饋養育之恩的機會……整體來說，在我的觀察裡，我的同事們大概
會是這樣想的：奧運就像一場婚禮。婚禮很複雜，頭緒龐繁千緯萬經。婚禮
的籌備過程中有可能存在著擦起火花或釀成不快的環節，也肯定有許多環節
值得更細膩的推敲和處理，當然還有許多是根本值得批評的形式主義作風。
多少情侶即便都在籌備婚禮了，還得吵吵小架，不是嗎？但是，卻不能因為
這些個別環節有待商榷和改進，就把它上綱上線到去否定整個婚禮的正當性
，甚至去質疑跟抹黑支撐這個婚禮背後的那種感情。一位同事寫著“一次談
天中，一名歐洲外交官希望我告訴他，我作為一名普通中國人對于奧運一些
很鮮活的感受。他正考慮寫一份關于中國民眾奧運心態的報告。我告訴他，
奧運承載了太多中國人樸素平實的願望，對我而言，不過是想借奧運之機，
回饋爸爸多年養育之恩，請他到北京看他最喜愛的乒乓球賽而已。…..我想
，西方對中國、對北京奧運的一些誤解如果不是出于別有用心的話，正是因
為不懂奧運帶給普通中國民眾單純、善良的感動吧。”
除了奧運以外，對台灣的觀感或許也很可以成為一個觀察點。在我所接觸到
的同事當中，對台灣的觀感幾乎沒有反感的，甚至有一些很直截且極樂觀的
說“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未來的明天”。而在我撰寫關於阿扁弊案的相關
報導時，同事也希望我能多著墨檢調辦案的機制和過程，因為兩相對照之下
或許可以收“指桑罵槐”之效。奧運那會兒，甚有同事乾脆把我帶去的中華
台北小旗子插在了自己的辦公桌上。
而我的同組同事之中，就有一位個人關係台灣非常密切、且也對台灣抱持著
高度關注與興趣的。今年八月，他有機會到了臺北進行為期一週的參訪，回
來之後直說“台灣的人真好啊，好有禮貌又好熱情啊”，“不過，在台灣求
學或養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要我長期在那工作，我可能待不下去。”對於
這麼一位畢業自復旦、又留學法國學習新聞，並且現也從事國際新聞工作的
記者而言，或許，台灣不能滿足她的地方正在於這幾年來台灣過於內視了。
她頗為不解，台灣明明有那樣自由的言論空氣，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而成天把
大量的新聞資源成本都投注在島內那些其實並不那麼重要的事情上呢？這樣
的問題，台灣的學界、業界都有過很多的探討與辯析，我的一個看法是--由
於台灣在國際範圍內的特殊處境，再加上本身對外投射自我力量的機會並不
常見，我們這島上的人們常會有種天下事離我們很遠的心情。相對於大陸，
龐大的量體和洞見觀瞻的政經軍份量，再加上全世界接壤國最多的現實處境
，繞一圈數來從日本、韓國、俄羅斯、中亞、印巴再到中南半島，幾乎每件
大事及戰略版塊的挪移都可能牽動到中國大陸本身的利益。是以，當在大陸
處理國際新聞時，首先編輯和記者不是孤獨的，至少在北京，群眾普遍有較
大的熱情和興趣想了解國界之外發生了哪些事兒，這端從專講外界新聞的參
考消息(新華社主辦)和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主辦)每天都很快賣完，銷量又大
就可以看出來；而那些尚不滿足於這兩刊所提供的訊息的讀者，或許就是我
們工作時應該撈捕瞄準的對象。
除了在編輯室裡透過蒐集資料與電話採訪之外，整個暑假中我也有幾回出外
跑新聞的紀錄─但是為了保障奧運期間的安全，北京所有的國際性會議論壇
乃至於全國性會議都是能延就延、能緩就緩，表面上看起來數十個國家的元
首和政府首腦都相繼來華，但是怎麼樣從其中挖掘到有價值的新聞點和採訪
機會，仍然有待考驗。大概從七月開始，國際組就開始把一封封由舒立代表
《財經》署名的採訪邀請信給灑了出去，然後我刊獲得採訪機會的計有澳洲
總理陸克文、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路透社總編輯史進德、聯合國副秘書長施
特耐、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等……當然受訪談奧運、中國與經濟發展這個大
題目的嘉賓還不只上面這些，上述這些上了雜誌稿；其他我所有參與採訪的
則有下屆2010冬季奧會主辦省，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長金寶爾、中華
奧會北京代表團總領隊蔡賜爵、還有來北京賣水果的雲林縣長蘇治芬等。
加拿大BC省金寶爾省長的採訪是我感覺最充實的一回，雖然談的話題其實並
不十分嚴肅，但是在前輩同事王歡的帶領下，我自己所擬的幾個問題，包括
“中國近30年的改革歷程里，最關鍵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變化是什麼”和“
來中國許多次，覺得從媒體提問的內容中反映出了哪些改變”都得了還算充
實的回答，即便在發表成文時並不盡然能百分之百的刊出，但是大概經義也
都沒有被刪節或扭曲。詳文可看這兒，下屆冬奧會東道主談中國印象。其次
，中華奧會副主席蔡賜爵的訪問，則讓我有了一個機會能夠到奧運選手村里
好好地晃盪了大半天。中華隊住的小樓就恰恰在大陸隊的正對面，兩相遙望
相映成趣；或許是因為蔡領隊應付過太多太多批大陸媒體的訪問了，所以一
些必談的問題上反應比較制式和謹慎一點，但讓我留下比較深刻印象的則是
當中華隊整體表現戰果未若預期的時候，他所流露出的焦急。不過，歷次在
外頭跑的過程中，我最記得上班的第二天，就被本組編輯海麗拉到社科院，
去紀錄中美SED經貿戰略對話美方大使赫爾默所發表的演講，講完之後海麗上
前侃侃自若地與赫爾莫進行了一番討論，回來跟我交代了重點就指示我把整
篇演講則要整理出來。這可真是緊張的一次任務啊，雖然整體談話比較四平
八穩，但對一個新手來講光是搞清楚整篇文章的佈局用意、環繞各個主題所
使用的例子與表述方式就已經夠嗆的了，由於SED之前就是《財經》所關注的
大事，所以自不免得把例往社內同事前輩做的報道當做背景先好好唸一遍，
然後才開始下筆整理。下午一點回到社裡，等我把稿子交給海麗改卻都已經
太陽下山了；接過我的稿子後，海麗就立馬坐下來改直到近十一點才定稿。
一方面對把人家，還是我主管搞到十一點多下班很不好意思，二來則是深刻
領略到《財經》同仁們的那股拼勁。隆說，剛搬上去的19樓新辦公室，裡頭
就擺了十來張按摩用的那種躺床供同事們隨時充電─畢竟這是一間24小時大
門都不關的媒體。而我自己印象比較深的是七夕那天，美國總統布希亞洲之
行中要在曼谷發表一個重要演講，給自己八年來在亞洲的成績打個分數-當然
，內容中也大大地包含了討論中國大陸的部份。罕見的是，美國白宮網站提
前17個鐘頭就把這篇原訂在曼谷時間早上十點發表的演說全文就發在了網上
，所以當天早上六點多醒來時就已經赫然見到了，所以幾乎是一起床揉了揉
眼睛就投入了這篇頗長講稿的編譯工作，直至中午布希講完，我手頭上的編
摘工作也幾乎同步完成。然後中午過後則是再補上與幾位大陸研究美國外交
政策學者的討論後，把一份還算紮實的稿給發了出去(即便在編輯那關，跟中
國無關的其他部分基本被拿掉了)布什發表亞洲政策講話 。另外，除了寫作
網絡稿之外，和雜誌稿也有兩次試圖突破的機會：一次是馬英九執政六十天
的總體檢，大概準備了十天左右，但終究因為新聞性沒那麼足最終改以週末
網路版的形式發表馬英九執政六十天 ；第二次，碰到陳水扁海外密帳案這
個重磅新聞，從八月十四到八月底，剛好就讓我在離開實習工作前的最後兩
週，終能完成並留下一篇發表於紙本刊物上的雜誌稿 陳水扁“密賬門” ，
相信在多年之後仍會是一個，對自己來說很有意義的寫作記憶！這是因為寫
這篇稿子，還有加上前幾週練習寫趙耀東過世文章的磨鍊，才讓我深刻意識
到自己長篇撰稿以及做調查的火候還是十分十分待加強的
兩個月裡，唯一比較可惜的一點是沒有機會在跟著海麗完整地學習兩個月，
因為她在七月底就奔赴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去參加為期一年的尼曼獎學金培
訓了，這也是世界上給資深記者最重要的培訓計畫之一；而幫著海麗繼續帶
著我們國際組的29歲的黃山，則在我九月回台北兩個多星期後，奉派到華盛
頓去採訪大選─結果卻先一頭撞上了槍口，得先處理金融危機的新聞。在北
京，從四五月就進入財經實習的董凌汐一整暑假都盯著格魯吉亞的跟俄羅斯
衝突的新聞沒停，光是衝突始末大概就在網上或雜誌發了不下三十篇稿子，
更別提整個俄語圈範圍內他還得關照到從選舉、股市、能源大亨與政權的分
合鬥爭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在《財經》服務更久的王歡、錢亦楠與林靖等同
事，以及一肩扛起《財經》英文版欄目及未來英文版季刊編輯發行的李昕、
王真他們，其實也就是二十五六歲到三十出頭不等而已。我常在想，如果今
天是一個台灣媒體的記者，當他和我的那些同事們一樣有幹勁、一樣年紀、
底子一樣不差、一樣肯學習的時候，我們台灣的媒體能不能給這樣的人，一
樣提供他的不斷學習(而不是重複routine)與發揮(而不是把國際新聞永遠排
在每小時的倒數三條)的機會、提供他同樣在大場面中大人物前與聞歷練的氣
度和眼界(而不是一天花數小時等在陳幸妤家門口，或是碰到某些大老闆就職
業性地操起柔媚溫婉的口氣與之問答)、讓他在面對知識界時(由其是所謂特
定領域的專家學者時)，既做好相關的準備並底氣俱足地和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且代替讀者問出大家最想問的問題，而不是直接將對方捧高了好幾個台階
後、逕把他的話咳唾成珠地直接照貼，或只剪出自己做這條新聞前，就設定
好需要他這麼這麼講的那一段。
雖然說新聞是“易碎品”--可能早上剛刊出一篇稿子、記者中午就知道還有
哪些線索能讓原本那篇稿更好。新聞也不像學術論文可以在綿長的篇幅裡就
一個特定問題進行及其綿密深入的探索；誠然，學界與新聞界正好分工於知
識傳播的上游和下游，卻沒有理由將這種分工逕視之為知識權力的上位與下
位。面對學界如此，面對政界和商界的鉅子也是同理。以前經典曾講告訴我
們要“說大人，而邈之”，其實更根本地講，又何需動不動就把受訪對方膨
脹吹氣成一個“大人”呢？什麼時候整個華文媒體能發展出一種與受訪對象
“平視”的新聞觀，不因知識背景底氣不足而怯生，亦不因其權重勢強而為
其諱、避其鋒，那就比今天更有意思了。這個暑假下來，不少同事都和我說
“在《財經》，成長就是快，你非逼著自己成長的快”，而對我一個只習慣
瞻仰教授學者研究風範的學生而言，這趟實習也讓我了解甚至體會了，除了
當學者以外，作為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體現自己責任與影響的更多方式。
正如傅斯年校長曾經要同學們將這所大學的精神貢獻於宇宙一般，我也希望
，能夠透過我們的觀察和實踐，用自己的雙手，始來自台灣的精神能騰飛於
整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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