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合的，今年社甲與台灣史的期末考都出了有關「界」的題目。
社甲的曾嬿芬老師拿了幾個月以前日本與那國島居民希望可以促進對台交流的新聞出來，要學生解析「界線」概念的創造、維持與瓦解。
至於台灣史的吳老，則舉林爽文之亂前後的土地政策為例，要求申論早期台灣在中華帝國治下的「界」概念；另外還拿出日、清兩國對於牡丹社事件後續處理談判的文件，所問的其實也就是傳統中國的「界」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國界」概念的差異。
「界線」在社會學者看來是一種人為的概念，包括國家之間的界線、族群之間、以至於階層之間，它的產生絕非必然，而是種種主觀的客觀的條件作用而得到的結果。而人們實際所感受到的「界線」、「分類」，有時候卻和被某種權力所訂定的界線、分類有所出入，換而言之，就像是中學時班上常有的小團體一樣：理論上好像同屬於一班，但是這些同學的認知中，不同小團體的同學跟自己卻是「不一樣」的。
握有支配權力的組織、集團為了自身權力、地位以及社會結構的穩定，而運用各種方式維持既定的「界」。最明顯的例證當屬現代民族國家的「界」；國家權力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使得人民願意支持、認可國家概念的存在，並且承認國家機器對自己的支配......
所以說現代國家的「國界」代表了國家主權可以控制的範圍，政府在這個範圍裡享有統治的權力；但是在中國傳統帝國式的政治邏輯下，「界」的根源是一種文化的概念。古代「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中，重視的是「華」與「夷」的文化差異。也就是說，中國是以「文化圈」的概念來看待自身的影響力、支配力之所及範圍。根本上來說，古中國的各個帝制政權並不認為自己在帝國官僚體系控制以外的地域擁有強力的統治能力，但仍然認為在這些奉中華為正朔的地方應當施加文化上的「教化」。
太囉唆了。不過我覺得這兩個東西的比較非常有意思。「民族國家」強調國界以內各地區在文化、社會、政治等層面上的均質性，藉以塑造一國之內住民對於政權的認同感與向心力，並且試圖將這形容成理所當然、渾然天成之事；可是自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曾老師有一段很有趣的話來描述社會學這門學問：
許多社會科學的學科都有他們的原則與關懷，來決定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些形容成一種「堡壘」。
可是社會學沒有堡壘；社會學像是一個騎士，
到處挑戰這些堡壘。
也就是說，社會學是在挑戰人們既定的成見以及規則，而試圖自「社會」的角度來解釋當前的一些現象。
甘懷真先生在談歷史學之於他的意義時，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歷史學使人自由。
意思是說，歷史學幫助人們理解與現下不同時空中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這些對於不同世界的想像使人不會被侷限在當下，不以當前世界的種種為理所當然，而可以擺脫時空背景的限制，進而讓人獲得自由。
曾老師則說社會學幫助人想像自由。兩相比較，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看來社會學的某些思考方式與歷史學有相近之處，而它們的關懷也有著類似的地方。當然關於歷史學的最終目標，絕對不只有甘先生的一家之言，可是我認為在對「人」這一課題的探索上，歷史學「同情」、「理解」的基調確實與社會學可以比擬。
所以為什麼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史學會走不下去？當我們做的祇是史料的堆砌，而不曾省思史料在特定時空背景中的意義時，又怎麼能真正明白先人的思考脈絡？讀歷史是需要情感的，只有對「人」的深刻關懷與好奇心，才可以支持我們在這樣的研究裡孜孜不倦地持續經營。因此我一直認為，歷史學是當仁不讓的人文學科。
讀歷史很浪漫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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