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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大一史學導論的作業。
    當時做這個東西時,初入茅廬的小子一個,只覺得「就是這個題材了」! 花了番功夫做了這樣的東西出來,至於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是另一回事了。
    現在看來,我對於問題的設定並不成熟,而訪談之所以如此順利主要恐怕是要歸功給陳老先生的健談與熱情吧。他是外公的老朋友了,對像我這種冒失地造訪的晚輩也很友善,話匣子一開就說個沒完。噢,還有他老先生烤的餅乾十分美味,看來他的嗜好頗多元的呀!
    本來希望能做個更大的東西呢(笑),不過光是這些就很累人了,而且事先做的功課也不夠多,所以便只做了簡單的整理。陳老這一生算是相當有意思的,只寫出這些實在不足以陳述他過去的傳奇於萬一,不過應該也足夠去繳作業了吧(呵)。
   


提要

    本文的訪問對象,是一位高齡八旬的老先生。受訪人歷經動盪,在光復初期,台糖公司甫改組、成立時即進入該公司服務,長達二十年,見證了台糖公司最為輝煌的一段歲月。除了台糖的發展史與受訪人個人的經驗訪談,這篇報告的內容著重於當年自大陸來台的第一代台糖外省籍員工在台灣的生活與歷程,以及本、外省員工的關係。受訪人曾歷任台糖公司以及其子公司各項職務,對他的訪問亦有助於我們理解早期台糖體系內的種種。而台糖歷史的書寫,也是早年台灣社會、經濟變遷極其重要的見證。


關鍵詞:台糖、外省籍、糖廠、副產品、生活

前言

一、           採訪紀錄一(民國941210)

二、          採訪紀錄二(民國941220)

結語

附錄


前言

    之所以選擇「外省籍台糖退休員工」為此次報告主題,或許應該由筆者的外祖父王義雲先生開始談起。

    王義雲(1919~2005),廣東省普寧縣貢山人(今揭西縣棉湖鎮貢山村),民國3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任教於集美商業學校。民國36(1947)自福建集美渡海來台。初任台灣省工業研究所編審,後進入台糖公司,於台糖屏東糖廠擔任會計助理管理師。其後曾任職於台糖高雄小港糖廠、嘉義南靖糖廠、彰化溪州總公司。民國59(1970)年台糖總公司奉令由彰化溪州遷回台北,王也跟隨公司移往台北,並定居於台北市永康街;民國73(1984)退休後調任台糖子公司「糖福公司」董事長,76(1987)卸任。在台糖服務年間,歷任股長、會計課長、會計處組長、襄理、稽核、副經理、經理、兼任財務部經理、公司協理、副總經理等職務。一生著有《會計制度》、《經理人會計》、《會計電腦化及管理資訊制度》、《各業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原則及方法》……等書,廣為大專院校與企業界所使用。

    外祖父的一生與台糖公司、台灣糖業息息相關;擔任三十餘年的台糖幹部,他對於公司有著不可割捨的情感。台糖曾經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企業,其產品外銷一度是我國最主要的外匯來源[1];而台糖的員工在過去,可說是社會上備受尊敬、令人嚮往的一群。在那個經濟尚未起飛的時代,台糖的員工除了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與薪資,還擁有公司所提供的、完善的福利:獨立的糖廠社區、育樂設施、子弟學校、福利社、招待所……這些都使得他們對公司有著非常高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並且也吸引了許多當時的年輕人進入台糖服務。

    當年的台糖除了製糖本業,還成立了各式各樣的副產品工廠,其產品開發的能力相當優秀;而台糖糖業試驗所長期以來在品種培育、土壤肥料、病蟲害防治以及水利、畜殖等方面的研究,對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居功甚偉。

    而筆者的祖父,早年也曾經接受台糖公司委託,種植甘蔗。在筆者幼年時期,老家後方的甘蔗田邊仍保留有台糖鐵路,在製糖季節還偶爾可以看到有小火車拉著一車車的甘蔗,搖搖晃晃往溪湖的糖廠駛去[2]。可以說,我的家族與台糖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隨著經濟起飛、工商業興起,台糖的輝煌也成為了過眼雲煙,但台糖公司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卻不應被忽視。對許多筆者父執輩以上的台灣人而言,穿梭田間的「五分仔車」、糖廠福利社的「枝仔冰」,都是他們少年時代美好甜美的難忘記憶;一部台糖史,同時也是一部近現代台灣史。

    正因為筆者的家庭與台糖的種種關連性,在期初得知本學期史學導論課程的作業內容之後,筆者就幾乎已經確定將以老一代的台糖員工做為訪談對象;而也因為外祖父的外省籍身分,使得我對於1945~49年間渡海來台的新移民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切感,同時也對他們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頗感興趣。基於以上兩個理由,筆者決定訪問一位第一代外省籍的台糖人。

    由於外祖父已於今年(2005)六月中旬仙逝,筆者已沒有辦法再從他口中探詢相關的資訊,實為一大遺憾。筆者與家人商量的結果,決定自外祖父任職台糖期間,與他有私交的同事中找一位進行訪問。極其幸運的,我們找到了陳耀華[3]老先生作為訪問對象。陳老先生是筆者外祖父的同鄉,也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陳老先生於1946~67年間在台糖公司服務,他是台糖自日方接收、改組之後第一批來自大陸的聘僱人員,親身參與了光復初期台糖的重建工程、運作、生產。而他自己飄洋過海、落地生根的人生際遇,更是那一輩外省族群中的典型。

    筆者於今年12月間先後進行了兩次訪問,並作成紀錄。

    同時,也將本文獻給我在天上的外祖父。很遺憾的,我來不及為他留下這樣的紀錄,希望他在另一個世界能看得到這篇報告。


一、            訪談紀錄一

日期:20051210日,下午2:00~4:00

地點:台北市松德路,陳耀華先生住宅

訪談人:陳耀華(前台糖公司員工,以下簡稱「陳」)

                 黃昱翰(台大歷史系一年級學生,以下簡稱「黃」)


初入台糖

黃:請談一下您來台灣,進入台糖公司的過程。

陳:我是在民國35年的512抵達台灣,然後就向台北的總公司報到了。我是拿工礦處的約聘資格來的,因為那時候台灣需要技術人員嘛,所以就約聘一些人到台灣。那時候介紹我來的是一位廠長[4]。報到的時候,那位負責的協理,叫曾昭承,問我想到哪裡去。我就說介紹我來的是某某人,他把名冊一翻,發現那個廠長在埔里。可是埔里很偏僻呀,當時埔里糖廠屬於「第二區分公司」[5]。當時同我一起報到的,還有一對夫婦,是由資源委員會來的,要去第二區分公司。那曾昭承就說,那既然是這樣子啊,不如你們就先去屏東的第二區分公司,去了那邊再說。因為埔里太偏僻,他不放心我一個人走。.......他說等屏東有人上來出差的,再帶我們下去。於是我們就等啊等啊……

那幾天還發生一件事,我去中山女高──那時候叫第二女中,找一個在那裡教書的同學。我去他宿舍,那朋友剛好臥病躺在床上。他說:「我們有個同鄉,昨天去台糖公司報到。但那邊不讓他報到,說他是學機械的,讓他去基隆的機械造船公司。」正說著那個人就進來了,氣鼓鼓的。原來他去基隆報到……他拿的是資源委員會的調派令,他本來在雲南昆明的中央機器廠作事的,34年從武漢大學畢業,作了一年後被調來台糖。他說他去基隆報到,造船公司說他拿的是調到台糖的調派令啊,不給報到。他好生氣地嚷著要回上海。我要他第二天跟我去(台糖)……我找到那個曾協理的辦公室,說:曾協理,這有個人是來報到的。曾協理說:好哇,報到哇!(黃:沒認出來是那個人?)是啊,沒認出來就是兩天前沒給報到的那個啊!一點事情都沒有就報到了。然後就說,那既然這樣,你們就一起去屏東好了。

如果他沒有遇到我,他可能就回上海去了。有一次我問他:假如當年你沒碰到我你就回上海去了,那你的命運就大不相同。你會不會怨我把你留下來,拉進台糖?他說不會。

我後來想到,人的命運是錯縱複雜的,而且是彼此交錯的。一個決定,很可能就會造成後來完全不同的命運,真的是很奇妙。

工作

黃:您在大陸學的是化學,那麼您當時在台糖擔任的是什麼工作呢?

陳:當然就是技術性的工作啦。我那時候是在屏東,當時還有一些日本人沒遣返回去,因為屏東糖廠的破壞很嚴重嘛,所以就留下一些日本人協助修復。那時候我到屏東,是被分配到第二區分公司的工務處。那……剛光復的時候喔,實際上也等於是沒什麼事情。當時聽說在台北,台糖跟台大合作,請一位日本教授,叫濱口庸次郎的,辦了個製糖講習會……有三個名額,還剩下一個。我就去找工務處的副處長說我想去,就讓我去了。

三個月後回來,我被調到酒精工廠去。酒精工場那個時候也在修,但沒有破壞的那麼厲害。

黃:那個時候的酒精用途是什麼?我知道日據時代會以酒精做替代燃料[6],那台糖戰後的酒精主要是做什麼用的?

陳:喔,其實抗戰時在後方也拿酒精當替代燃料。那戰爭後期因為汽油不夠嘛,所以日本人就用酒精。台糖的酒精呢就不是拿來做燃料,那時候最主要是賣給公賣局的酒廠,釀米酒時滲在裡面的。

黃:所以您那些年就是在酒精工廠嗎?

陳:是,我就在酒精工廠做了幾年,然後就又回到製糖了。

黃:您調回到製糖工廠以後作的是什麼工作?

陳:我回到製糖工廠以後,先擔任化驗股長,又做了一年的製糖股長,到了民國44年,我就調到總公司了。

黃:是在溪州嗎?

陳:……對,那時候在溪州。443月總公司從台北搬到溪州嘛,我是4471日調職的。然後就開始在總公司,那個叫……總工程司裡面的製糖組工作。主要就是各廠在製糖上routine的工作有什麼問題我們要幫忙,有點是半行政的工作,不純粹是技術。

例如有一次,日本那邊發現台灣出口的糖,在粗糖煉成白糖的時候,過濾性不夠。後來發現是因為澱粉的含量太高,所以就要製糖組設法解決……

黃:就您的認識,當時的台糖是個怎麼樣的公司?

陳:那是台糖的全盛時代,44年到48年。有一年台糖公司本來向台灣銀行透支了十六億元,可是那一年台糖賣糖的收入很高,結果就把透支的十六億都退回去,都不要。那個台灣銀行一下子就沒有利息收了嘛,跳腳啊。

等到我第二次調到溪洲總公司(民國54),那個時候就有人說:台糖沒落了。甘蔗種植面積越來越少,糖價越來越低,利潤就沒有了嘛。

但我告訴你一件事情,民國六十年時我碰到一個台糖的幹部,很熟的朋友。他說台糖的外匯佔台灣總外匯的比例越來越少了,但我說這是好事啊!如果那比例還是跟四十幾年時一樣,那台灣的生活水準不是低的一蹋糊塗?所以台糖的沒落喔,對台灣的經濟來說,是個好現象。

動盪

黃:我想回頭問一下。您35年到44年都是在屏東嘛,那在這段期間有沒有什麼令您印象深刻的事?不管是日常生活,或是工作方面。

陳:在發生二二八之後,公司就決定要將留下來的那些日本人遣送回去了。(黃:是他們有騷動嗎?)這倒沒有,據說是他們那時候……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吧。所以就遣返回去了。當時據說日本人認為我們中國人沒有能力修復糖廠[7],結果我們屏東糖廠民國36年就復工生產了。等於就是說光復之後兩年多就開工了。不管是工人也好職員也好,都工作得很賣力,沒給日本人看扁。其他的糖廠,大約都是3637年就都重新開工了[8]

黃:二二八事件是在36年的2月嘛(陳:227日的傍晚,因為查緝私煙的事嘛。)是。在這一段期間,我們知道是省籍衝突很厲害的……

陳:其實我看喔,這個事件是少數人在操弄引起的,而不是真正大規模的動亂。我認為開始的時候喔……完全是少數人……這麼說好了,就像是發生了一件事情,很多人開始注意,而背後則有些有心人在煽動。其實我們平常在廠裡工作,處的很好,溝通也很好。尤其是我潮州話喔,跟閩南話很相近,我這個腔調稍微改一點,就是閩南話。我到了這裡,很快就能夠用閩南話跟他們交談。

黃:所以您認為那時候本外省的衝突並沒有那麼嚴重。

陳:對,其實並沒有什麼鴻溝在這裡邊。那時候台北出了這個事情,就開始有人在操弄嘛。那時候不是還出了一個女共產黨,叫謝雪紅,在中部那邊嘛。後來就跑到大陸去了啊。那個時候有很多共產黨支持在台灣活動的嘛,後來就……都跑掉了。

當然也有不同的說法嘛,也有人說是日本人在背後挑撥的,也是有。有這種傳聞。那當然,到底是不是,我也不清楚。當然這事情本身是件很不幸的事情。

是這樣子,在戰爭過後,民生當然是很缺乏的。沒辦法這麼快就恢復起來……這個世界有時候說起來很不公平。

農務

陳:其實你要知道台灣糖業喔……最重要的不是工務,而是農務。製糖最重要的就是甘蔗;你甘蔗種得好,甘蔗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含糖量高,那製糖的利潤也比較高,對公司也好對農民也好,那時候是「分糖制度」[9]嘛,所以台糖一直有在做品種的培育改良。開始的時候台灣種的多半還是爪哇的品種,我們就叫它爪哇種;可是日本人也有培育品種,用F開頭的品種。

後來大概在民國41年的時候,引進了一個NCO品種。(黃:是哪裡的品種?)CO品種是印度的,這個是到了南非洲一個叫Nata的地方,經過改良之後叫做NCO品種。那個爪哇的品種是粗的,可是颱風來的時候容易斷;NCO品種比較矮小,可是比較堅韌,長得又多,又耐旱,所以那時候的總經理,叫楊繼曾[10],就下令全面推廣NCO品種!

就好像打賭一樣啊,押錯了就很危險,不過最後是押對了。

黃:所以台糖之後的甘蔗就都是NCO品種?

陳:不。後來台糖也自己培育了很多品種,不過我也不是很清楚啦。任何一種品種時間久了都會退化嘛,所以必須不斷地有新品種出來。

黃:我是知道以前我的祖父曾經幫台糖種甘蔗,那個時候台糖原料的來源主要是哪些呢?因為其實台糖也有他自己的農場。

陳:其實都有啊。你爺爺那邊是跟台糖簽了契約,為台糖提供原料……台糖的農場也有生產甘蔗。[11]



註解


[1] 民國42年時,台灣砂糖外匯收入為90255千美元,佔總外匯收入百分之六十九‧五,是比例最高的一年。41~53年間,砂糖始終是外銷品金額的第一位。見台灣糖業公司編印,《二十五年來的台灣糖業》(民國605),頁95~96

[2]後來查知,該線路為台糖鐵道鹿港線的福興支線,已於民國86年撤除。見洪致文,《台灣鐵道印象()(民國87年,台北,南天書局)

[3]關於陳耀華先生之生平,請見附錄一。

[4] 指陳忠耀。廣東人,北大工學院化工系畢業。曾任資委會植物油廠總工程師。

[5]台糖公司是由光復之後所接收的四家日資製糖公司重組改編而成,即「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明治製糖株式會社」、「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接收初期,全台的糖廠依據日據時期所屬的公司,分別劃分歸屬於四個「區分公司」

[6] 關於戰時酒精工業的軍需目的,請見楊彥騏《台灣百年糖紀》(民國90年,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83~84

[7]其實這類的故事很多,尤其在光復初期的各公營事業流傳甚廣,包括台電、台鐵也都有類似的傳聞,真偽則已經不可考。根據洪致文《台灣鐵道印象()(民國87年,台北,南天書局)的描述,台鐵在光復初期仍有不少日籍技師留在台灣服務,協助重建,「不似傳言中那麼無情」。蓋此類描述虛實眾說紛紜也。

[8]關於戰爭時台灣各糖廠的損毀與戰後修復,叫詳細的資料可見於台灣糖業公司編印,《臺糖三十年發展史》(民國655),頁81~86,「製糖設施復舊、更新及自動化之演進」乙節。

[9]分糖制度,指的是蔗農將原料送廠壓榨後,可分得定額的糖量,作為甘蔗價格,使其不僅是原料的生產者,同時亦是砂糖的銷售者。見台灣糖業公司編印,《二十五年來的台灣糖業》(民國605),頁4

[10]楊繼曾(1898~1993),安徽懷寧人,畢業於德國柏林工科大學。1946年任兵工署署長兼駐美軍事採購團團長,隨政府播遷來台後於1950年任經濟部政次、國防部政次;同年6月任台糖董事長,隨即因原總經理沈鎮南牽涉匪諜案被捕而兼任總經理職務,1951年專任總經理,期間致力於精簡組織、擴大外銷、引進新品種、加入國際糖協、開發海埔新生地、多角化經營。1958~67年間擔任經濟部長,與嚴家淦、尹仲容等共同決策國家財經事務,任內除接受李國鼎建議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也運用台糖技術人力創辦援外農耕隊、洽談國際合作。其後又從事駐外工作多年,於1971年受聘為國策顧問。

[11]在民國60年代,台糖自營農場大約只能提供製糖所需總量的三分之ㄧ,在這之前比例甚至更低,因此其餘數量需倚靠島內的契約蔗戶供應。見台灣糖業公司編印,《二十五年來的台灣糖業》(民國605),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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