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是台灣史的一部分
──尋找新的台灣史料態度
楊照 發表於《中國時報》，2008/3/18~19
最近閱讀孫大川為卑南族的音樂家陸森寶（巴力瓦格斯）新寫的傳記，書中提到了一段發現的過程。陸森寶一九八八年三月去世，三年半之後，他的兒子在整理衣櫃時，發現了陸森寶親筆寫下的自傳。這份自傳有兩萬字左右，當然彌足珍貴。
「但是，接下來，我們又面臨一個大難題，就是我們看不懂這份資料裡面的內容；因為這份資料是用日文平假名寫成的，可是這不是日語，這是卑南語。也就是說，父親用平假名來拼寫卑南族的語言。……父親這種文章，不但我和二哥看不懂，就連卑南族人和日本人都看不懂，大家都陷入在團團的迷霧之中，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陸賢文，「陸森寶親筆自傳．編者的話」）
還好，陸森寶的二女婿，陸賢文的二姐夫能夠藉由日語發音對譯卑南語，才讓陸森寶的自傳內容，得見天日，也復原了一段極其難得日治時期原住民成長經驗的紀錄。
台灣歷史，尤其台灣史料，長期存在於一組高度落差中。一方面在事實上，台灣歷史再複雜再麻煩不過，然而在一般人、甚至學界的印象中，卻將台灣歷史、台灣史料看得很簡單、很單純。這樣的落差，構成了研究、理解台灣歷史最嚴重的傷害。
沒有經過檢驗的假定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大歷史系唸書，系裡有很明顯的知識學問排行觀念。有些歷史比較難，有些簡單些。因而有些歷史地位比較高，有些就比較低。最難最高的是西洋史，還有思想史。外語能力要夠強才能攻西洋史，頭腦夠清楚才有辦法涉入思想史領域，如果能做西洋思想史，那就會被視為人上人。
反過來，最是地位尷尬，最是乏人問津的領域之一，是台灣史。為什麼對台灣史興趣缺缺，除了那個時代大中國主義教育概念作祟之外，還有學問學術上的偏見。覺得台灣史太短，而且太簡單，有什麼了不起的題目可做的？
和中國歷史相比，台灣史很短，沒話說。中國歷史的來龍去脈，動輒一兩千年。一般接受的斷代概念中，「現代」之前的「近世」，從宋朝開始的。那是西元第十第十一世紀的事，離台灣開始有史可載可討論可研究，還有四五百年。再怎麼勉強，台灣島嶼歷史的起點，頂多只能上溯到西元十五世紀。
有問題的是，因為時程短，就想當然爾將台灣歷史看得簡單、無聊的先入為主概念。很多人都以為，那麼幾百年能發生多少重要的事呢？有什麼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嗎？荷蘭人來了，被鄭成功趕走了，鄭成功早死，在他兒子手中喪失了明鄭據點，台灣被清廷佔領。然後就是甲午戰爭，然後就是馬關條約。台灣歷史，清楚明白。
我也曾經一度以為台灣歷史那麼清楚明白。但是週遭發生的事，看到讀到的資料，慢慢動搖了這個原本沒有經過檢驗的假定。
二二八與原住民
第一件事，是因為家族的悲劇記憶，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也重新認識了我無緣謀面的外祖父，以及他那個世代的台灣青年。外祖父成長於日治下的「國語家庭」，日語不只是他的「第一語言」，甚至幾乎是他的「唯一語言」，連台語都不太會講，更沒有接觸過中文的外祖父，為什麼戰後短短兩年後，會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為團部的地方幹部，因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運動」中慘遭殺害？那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底是什麼組織？
家中長輩的記憶，無法用簡單的歷史敘述解釋，更不能抹煞。歷史與記憶對不上頭，我們沒有資格、沒有權力取消記憶，當然只能檢討歷史。
第二件事，是在解嚴前後，重新意識到台灣原住民遭受到的殘虐待遇。他們不是天生次等的「山地人」，他們當今的痛苦，包括酗酒問題、賣淫問題，是漢人霸權與扭曲式的經濟分工造成的結果。為什麼他們在現代發展過程中，付出了格外昂貴的代價？根本原因在──他們有不同於漢人的文化與社會組織，卻得不到尊重考量，加上勢單力薄，所以就受到了最無情的破壞與傷害。
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不能用我們習慣的概念架構來理解。我們需要放掉放開本來對中國、漢人、台灣的認知，才有辦法接近這個島嶼最初的主人，看到這個島嶼角落裡的現實面貌。
一九八七年離開台灣出國後，到了美國有幸能夠接近使用一個藏書與管理都很傑出的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在燕京圖書館，我找到了周憲文先生主持編撰的「台灣史料叢刊」，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將「叢刊」內的書籍，差不多都翻閱瀏覽了一次。
「台灣史料叢刊」的奇蹟
到今天，我都還認為，「台灣史料叢刊」是個奇蹟。五○年代後期，國民黨官方一心一意要反攻復國，怎麼可能對台灣、台灣史有什麼樣的興趣？官方沒興趣，貧窮環境下，民間又怎麼可能有任何資源？那是台灣史台灣史料最沒有機會的時代，然而周憲文先生竟然能利用台灣銀行研究室的力量，安安靜靜地收集了這麼一大套史料，同時還翻譯出版了一大套西方經濟學名著。
「台灣史料叢刊」絲毫不含糊地展現了台灣歷史的真實本質──其複雜及多元性。與台灣史事相涉的紀錄，不只多，而且多樣。要了解荷蘭人，不能光靠中文記載，必定要參看荷蘭人自己的一手文件。這些文件，用的是現代荷蘭人都讀不懂的古荷蘭文。荷蘭人會在台灣發展，是他們遠東貿易擴張策略中的一環，而遠東貿易擴張，又和同樣具有野心的其他歐洲國家互動拮抗形成的。於是，十六十七世紀的台灣史，必須經過巴達維亞的荷屬東印度公司，經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運動史料，才能進行刻劃。
不只如此，那個時代活躍於台灣海域的「海盜」，身分、關係非常曖昧。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和其他「海盜」們過從甚密，又曾經擔任過荷蘭人的通譯。鄭成功的母親來自日本平戶，而平戶出發的朱印船，既是「海盜」劫奪的對象，卻又常常是他們聯盟的夥伴。這種情勢，不可能簡單用「海盜」、「倭寇」概念輕輕帶過。
關於早期台灣的紀錄描述，有許多不是以漢文寫的。有來自歐洲各地旅行者的遊記，有傳教士的回憶，更重要的，還有日本統治初期進行的各種實況調查。這些描述紀錄，因為用了不同的語言語彙，所以能夠留下漢語無法貼近形容的景況。
綜合這些非漢文紀錄，我們眼前浮上的台灣歷史樣貌，大不相同。例如，我們明瞭了漢人最早來到台灣定居，其實是由荷蘭人招募的。荷蘭人開啟其端，決定了台灣後來農業系統，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性格。台灣的農業，幾百年來，不是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而是帶有強烈清楚的商業動機。雖然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但台灣農業內在的商業性，卻在這個社會種下早熟發達的貨幣與數字基本概念，不同於中國大陸。
艱難的歷史領域
透過「台灣史料叢刊」，台灣史在我心目中，翻轉成為最艱難的歷史領域。研究台灣歷史，必須具備的學術條件多麼嚇人！不了解西方大航海時代以來，到「發現東方」的種種爭議思考，以及歐陸國家的帝國主義競逐活動，不可能理解台灣史為什麼在十六世紀突然開始，不可能理解台灣與周圍海域變化的關係。
不了解中國明朝後期朝政困頓產生的沿海社會組織變化，就無從準確掌握十七世紀台灣成為遠東航程中心時的漢人活動。要弄清楚這時期變化，還需要同時研究日本幕府政治影響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接觸到葡萄牙人、荷蘭人，「蘭學」興起後的精英與庶民態度。還有作為對外聯絡港口，平戶與台灣之間的往來模式。
進一步看，不能使用日文資料，就無能對日治時期台灣充分認識，但還不只如此。光懂日文都還不足以進入日本人對台統治的核心問題。讓我們別忘了，台灣是日本現代化發展中，拿下的第一個殖民地。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時，日本人對於如何經營殖民地，還沒有明白的概念。一度甚囂塵上的主張，是將台灣賣掉，馬上可以得到財政補充，還不必傷腦筋經營台灣，更不必投資建設管理台灣。
日本人之所以經營台灣，最大的理由：其他西方列強都擁有殖民地，而且都從殖民地獲得了龐大的利益。統治台灣過程，日本人不得不積極學習西方的殖民做法，轉手西方殖民經驗。台灣的命運，操持在日本本土的政府、國會討論中，更間接操持在日本人理解、想像的西方帝國主義策略。
台灣史可深更可廣
日本人不只跟西方人學帝國主義野心，他們還學很多別的東西。日本人學來的西方事物，構成了明治時代的特色，這些事物又透過殖民結構，進入台灣，成為日本統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
西方事物和日本文化的混合，再加上台灣本土的折衷變化，構成了那五十年台灣歷史的主軸。光是要搞懂五十年殖民經驗的真實面目，我們就不能逃躲對於十九世紀西方文明的基本研究，對於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衝擊，換句話說，西方浪漫主義與日本浪人的騷動，都是我們研究台灣歷史必要的背景知識。
這是多麼困難的學術題目！如此牽連廣泛、向度龐大的領域，不可能靠少數人撐起來，無論那少數人再怎麼聰明，再怎麼有才華。我重新認識的台灣史，迫切需要有效的分工，不同的人分頭去準備不同的智識工具，擴大蒐集相關史料，提供足夠堅實的背景解讀史料，才有辦法慢慢將一個個時期的台灣史講清楚，進而可以有精采的詮釋解釋。
台灣史每一個時期，每一個課題，都不簡單。都可供深挖找出獨特的意義來。理由無他──一個在十六世紀興起的海島，牽涉在遠東貿易中，又先後被大陸內向性的中國和海洋外向性的日本長期統治，這樣的經驗，真的很特殊。
台灣史不只可深，更是可廣。四百年中，台灣從來沒有離開過各種文明力量輻輳交會的位置，只要我們回到台灣歷史本位的誠實立場上，那麼從台灣看出去，看到的範圍，非廣非遠不可。(上)
台灣的獨特性，甚至說台灣的主體性，就在其長期不穩定，長期缺乏單一文化傳承。台灣歷史不斷被各種外來因素，打破其單線發現路徑，彎彎折折，上上下下。研究台灣歷史，理解台灣歷史，不可能採取本質主義的方式，找到一個源頭，分析清楚台灣史與台灣文化的主要成分，然後追索這些成分在時間上的流轉變形。這種方式相當程度可以用來研究中國歷史，方便整理中國歷史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史實架構，但如果換在台灣歷史上使用，卻必然造成嚴重扭曲。
近代史難得的實驗場
作為一個邊陲社會，在荷蘭勢力進入之前，中國文化因素絕對未曾在台灣站穩腳跟。荷蘭人引來的佃工，後來度過黑水溝的羅漢腳，他們是中國人沒錯，他們來到台灣，卻無法將中國社會結構帶到台灣，必須在台灣建立另外一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新關係。
所有在台灣成長出來的文化成分，第一，都受到或遠或近強烈的外來影響；第二，都沒有辦法在台灣形成固定的主流，沒多久，就被新的外來勢力動搖其地位，改變其走向。台灣歷史一波波迎接新成分新力量，隨而一次次改變其走向，當然也就改變了台灣的長相。
從一個意義上看，台灣是近代世界史難得的實驗場。沒有本體可以抵抗外來勢力，沒有權利主體可以拒絕別人強加的改造，於是各種世界史上的熱門題目，依次在台灣上演，考究台灣歷史，第一步就是羅列這些外來影響的清單，並且一一探討為什麼會有這些文明改造意念與勢力，也就等於對十六世紀以來的世界史，做了一次總整理。
還不只如此，台灣接收的改變力量，往往有多層轉折。例如現代理性主義並不是直接從西歐來到台灣，而是輾轉經過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痛苦咀嚼，才對台灣產生作用。又例如，二次戰後的美國霸權，藏躲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以詭異的混合體形式支配台灣人生活。於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弄清楚這些轉折的內容，什麼樣的傳承、什麼樣的衝突、什麼樣的折衷、什麼樣的妥協。於是，研究台灣史，又必然帶我們進入近代世界史文明接觸互動的寬幅網絡裡。
推翻幾個偏見
那兩三年對台灣歷史的密集思考，我驚異地發現台灣歷史何其有趣，研究台灣歷史的可能性何其眾多。當然前提是，如果我們能從過去的種種刻板印象中醒覺過來，承認台灣歷史的豐富性，繼而承認台灣史料的多樣與困難。
要享受台灣歷史飽含的豐富內容，我們需要先回頭檢討、推翻幾個根深柢固的偏見。第一個要檢討的是，過去我們了解台灣史的方法，從來都不是「台灣式」的。過去有時用日本式有時用中國式模式講台灣歷史，都在過程中刪去了許多重要的關鍵成分。那什麼是「台灣式」的歷史理解法呢？在我看來，就是承認台灣歷史由許多異質因子組成，這些因子，不管其來源，在構成台灣歷史上，具備同等的重要性，不能以任何理由被清除抹煞，所有這些因子及其連鎖關係加在一起，才是台灣歷史。
日本歷史，從日本來的文化因子，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同樣道理，中國歷史，從中國來的文化因子，也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誰都不能用日本本位否定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影響；那麼同樣誰都不能用中國本位否定日本文化在台灣的意義。
第二個應該認真檢討的，是我們想像台灣史料、處理台灣史料的態度。台灣歷史複雜性帶來最大的考驗，就是史料會用多元奇特的方式存在，而保存這些史料，更別說理解這些史料的條件，很可能無法自然存在與目前的環境中。
陸森寶的自傳是再珍貴不過的史料，然而他活著的那個複式空間，卑南族和日本人混雜的複式空間，卻早已消失了。我們今天有不同的複式雜混模式，繼續在製造下一代台灣人不一定有機會看得懂得的史料文件。不只是史料的具體物件會毀壞腐朽，讓史料重新對我們說話的知識精神能力，也會毀壞腐朽。對保存知識精神能力傷害最深的，正是那種誤以為台灣歷史容易懂容易敘述的傲慢。
認知台灣史的多樣面貌
精通中國歷史，完全無助於我們讀懂陸森寶的自傳，更完全無助於我們進入陸森寶的世界，體認他以原住民身分進入師範學校唸書的經驗。誰能否定陸森寶這位傑出的音樂家，是台灣史的一部分？誰能否定培養陸森寶的兩大力量──卑南族傳統文化，和日本殖民政權的現代教育，是台灣史的一部分？
曾經，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操弄下，台灣人被灌輸接受「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政權輪替之後，風水輪流轉，主流的歷史意識型態變成了「台灣史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台灣史跟中國史沒關係」。很不幸的，這兩種主流態度，都不能幫助我們看見台灣史的核心，而且還放出有毒煙霧，一方面使我們看不清台灣的過去，一方面還破壞我們藉以洞識台灣歷史的精神視力。
當年，周憲文以一人之力，在困窘的環境下，能夠替我們整理保留那麼一大套豐富史料，啟發了多少人重新認識台灣歷史。今天我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坐視保存陸森寶自傳的困難，大家一起捲起袖子來，從認知台灣多樣性的開闊胸襟培養起，厚植真正能和台灣史相呼應的史料態度與歷史研究能力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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