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一些問題與想法
野草莓為什麼無疾而終了？問題也許應該反過來問──野草莓為何能蔚然成風？
「自由」和「人權」為何能在這對口號外的自由人權極端麻木的社會引起共鳴？問
題和答案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雖然我不願這麼說，這次學運捍衛的，也不過是口號
概念性的自由人權罷了。
請別誤會，我並不是說靜坐是表演，不是說參與者沒有實踐的努力；當然不，
我們都有朋友在場上，而我們也知道穿著塑膠雨衣在冷雨中是什麼滋味，知道坐在
地上吃便當是什麼滋味，知道期中大爆炸是什麼滋味；即便主事者選擇以嘉年華形
式為野百合的變奏致敬，我仍願意相信，並且尊敬那些為了其所認為該捍衛的價值
而捍衛的同學師長。然而我無法認同。
「自由」和「人權」在這個時代太重了，以至於我們慣於輕盈的天平無法測量
類別內的差異，只有重重沉下。自由和人權重不重要？該不該被維護？這是公民道
德的送分題。因此，大家不假思索的打了O，義無反顧地坐下。如若其然，為什麼
反對的聲浪這樣多？難道其他人不在乎人權？野草莓沒有政治色彩，難道反對的就
都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嗎？我想不是的，問題在於，這不是國小的是非題，它必須
被申論──
自由是什麼？人權是什麼？它們為什麼重要？這次事件中是什麼違反，或侵犯
了它們？違反、侵犯又是為了什麼？兩相權衡下，自由和人權還是最重的那顆砝碼
嗎？還是這次事件在現實層面中，根本沒有所謂「自由、人權」這麼高層級的衝突？
參與者必須回答，每一個支持或者反對的人都應該回答。否則行動標榜的「自
由、人權」只是口號。
這題申論的困難在於，無論意識與否，我們必然有意識型態與立場；無論意識
與否，我們得到的資訊永遠經過媒體守門員的選擇；上述兩者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
答案，而這答案難以避免的只是事實的一半，無論意識與否。不論媒體報導是否有
誇張、剪輯之嫌，警方這次處理陳雲林事件在執行面上的確有不當之處。問題是：
這事件讓我們憤怒的原因，真的在於誰的「人權」受到迫害，還是因為馬政府「隱
藏」國旗的行為有損國格？如是後者，問題明顯不在「人權」；如是前者，問題在
於我們可以把事件切得多細考慮？台灣人有沒有嗆聲的自由嗎？當然有，並且應該
被維護。但這自由的限度到哪裡？自由的代價是什麼？怕事的馬政府在張銘清事件
上，不就是因為連基本維安人員都不敢出，所以造成這樣破壞國際形象的遺憾？破
壞國際形象只是丟臉嗎？此後我們與大陸發生外交衝突，以往同情我們的國家還會
以同樣的眼光看待嗎？我們與大陸長期不正常的關係導致我們狹小的國際空間、不
正常的政黨政治、個人與國家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前者為商業、交通的限制，後者
則為「被迫」向美國買保護的軍購），種種現實問題在對方釋出善意溝通時，政府
能不以「國家整體利益」考量嗎？在放上這麼多砝碼後，天平還是傾向「自由和人
權」那一方嗎？那又是誰的「自由和人權」呢？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野草莓為什麼無疾而終了？我想「無疾而終」這個詞並
不適於指涉，因為野草莓蔚然成風背後有其本質性的病源：姑且不論那些基於師長
登高一呼的感動、同學相互慫恿、或者體驗學運的好奇而參與運動的同學，即便出
於獨立思考判斷者，其所以判斷的依據也可能只是事實的部份 (對於經過這麼多關
卡的複雜訊息，大家要知道「全貌」本來就不容易。我原以為自己對此事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也和一些同學討論過，所以在嘉浤問我有沒有興趣寫這篇文章時就大膽
地接下了。後來在試圖尋找更多資料確定原本的認知時，才發現自己原先某些理解
是錯誤片面的)。自由和人權把大夥兒繫在一塊，成為正義、知識分子的共同體；
然而同樣的，由於自由和人權的抽象性，隨著時間與了解，共同體終只存於想像中
。一個活動也有它的生命，有出生、成長與死亡。儘管最高價值是大家所認同的，
但「捍衛自由和人權」的名號並不必然為「野草莓」所佔據。當原先的參與者完成
了申論，他們會期待以他們的答案完成自己所欲捍衛的價值，而在這個問題上，答
案與方式無法分開；當「野草莓」體現的只是核心主導者捍衛的方式，當「野草莓
」讓人懷疑是否將「正義」的形象身段擺在「正義」的完成之上(板上理直氣壯但
沒有交集的筆戰，是否忽略了「溝通」才是捍衛的唯一方法？近乎傲慢的文宣、板
宣和幾次與政府的溝通，是否忽略了學運只有在大眾同情、了解的基礎上─而非學
生自己玩得高興─才可能成為社會議題，才可能成功？在大眾對「自願報備制」的
誤解這麼多的情況下，主要宣傳仍在批評政府的「傲慢、冷漠」，而非相關事項的
宣導，在在令人質疑其戰爭性是否超過了建設)，「野草莓」勢必離開「野草莓」
。而活動與人是分不開的，當了解事件始末、懷抱理想的人漸漸離去，新加入的永
遠是狀況外的被吸引者；當「捍衛」漸漸成為口號，而活動離他們所欲捍衛的「社
會」愈來愈遠；那便是活動開始邁向死亡的時候。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台灣的人權問題是該受到重視，公權力的死角毫無
疑問地多，《集會遊行法》的確是千瘡百孔的惡法，大學生應該關心社會、應該實
踐其所知所學；野草莓運動原是充滿希望的一頁，這一仗原該打得更漂亮的！儘管
我的立場不同，可我知道、我期待一個行動所以開始並不影響一個行動最後所能完
成。然而這希望看來是落空了……
（本文原刊載於台大中文系系刊「踏歌」）
我的回應
胡頎這篇文章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問題，或許會讓運動者感到忿忿不平。
那就是在這個運動中，所謂「國家整體利益」與人權之間的輕重問題。
在這個時代，許多有知識的人們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可是有多少人
可以問心無愧地宣稱，他們完全沒有受到後者的約制呢？其實這是個非常複
雜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國家，國家主權的捍衛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是兩件事；人民對於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的認識，可以是幾十幾百種表
述。那麼有哪一方，有資格去公然聲稱其他人的國家利益是錯的呢？
野草莓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在排除人權問題以外的因子，毋寧是在努力維
持自身的清純與理想性，但是自始至終，人權之外的那些問題卻仍是籠罩在
上空的，即使我們不願意承認。而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成為了這個運動的致
命傷，因為野草莓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廣場上發聲的人們、來聲援的市民與NGO，不都或多或少地將陳雲林與中
國視為他者嗎？這個運動不也或多或少的以「台─中」的這個對立關係為隱
性的養分嗎？作為一個半調子的參與者與支持者，我只能說這的確是我所看
到的現象。我無意苛責這件事，我知道這個運動的處境是多麼艱難，在各方
力量交相擠壓的狀況下走鋼索，能到這一步已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問題終
究是存在的。
胡頎的第二個問題，從國家利益的討論轉向了社會觀感的層次。在此我
隱隱然地覺得她暗示了兩者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同質性(說實話我不能否定這
一點)。無論如何，她指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就是所謂「正義、知識
份子的共同體」。她認為這個共同體的發展最終是脫節於社會的，這導致了
它生命力的渙散。
可是究竟是怎麼樣的運動，才能得到多數人的理解與共鳴呢？或者標準
放低一些：要怎麼樣才能得到一定數量的人們的同情呢？
對此我同樣沒有辦法苛責野草莓們。是的，這一群正義的知識份子們姿
態很高，教人看得不舒服；是的，他們與其反對者的辯論各說各話、幾無交
集。可是這個現象，很悲哀的，我認為是大眾民主社會的必然結果。在指責
野草莓無法與其他人對話、溝通的同時，先要問的是，在根本上究竟有沒有
「對話溝通」的可能。
從一方面來看，「有效的」對話溝通無可避免地要帶有妥協的成分，長
此以往幾乎可以肯定會導向運動訴求的失焦，只是或許可以苟延殘喘更長一
些時間。反之，若要排斥這種妥協的溝通，那麼結果就會是教條化。這個矛
盾，在有人質疑野草莓「為何不譴責民進黨」時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就是民主社會的殘酷現實：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胡頎筆下「
狀況外的被吸引者」(或者「狀況外的反對者」)。無論怎麼努力，狀況外的
人們都會是社會的大多數，而他們的涉入也好漠視也好，都是一點一點地在
模糊原本運動的立意與焦點。時間越長，就越難擺脫這樣的窘境。社會運動
的生命力有其限度，我認為原因就在這個地方。所以一個成功的運動，在我
的想像中，是要在維持主體性與目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吸納「狀況外的
被吸引者」，並在支持者失控之前達到階段性目的。
很遺憾的，野草莓運動沒有這樣的環境。它的成長伴隨的是更巨大的失
焦與模糊，以致於它自始就失去了清楚闡釋其信念的可能。很多人認為網路
的發達讓社會運動有了別於傳統方式的發展空間，但諷刺的是，也正是網路
上眾說紛紜的言論讓野草莓運動的失焦更加迅速而不可抵禦。而社會上多數
人對於「民主」的信任使得大眾對於媒體報導可信度失去了警覺性，更進一
步抹去了「溝通對話」的可能。在這個情況下，野草莓們除了更加教條化地
重申其信念，無計可施。
誠然，這個運動有著過於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參與、支持這個運動的
人們也有著自身的盲點。可是在我看來，他們已經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中作出
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也實現了某一些對於學生運動的新想像。儘管當前所能
看到的成效如此微薄，但看來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而能夠寄予些許期望的，
或許是在這個運動能為未來的運動者醞釀出怎麼樣的啟發吧。
野草莓為什麼無疾而終了？問題也許應該反過來問──野草莓為何能蔚然成風？
「自由」和「人權」為何能在這對口號外的自由人權極端麻木的社會引起共鳴？問
題和答案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雖然我不願這麼說，這次學運捍衛的，也不過是口號
概念性的自由人權罷了。
請別誤會，我並不是說靜坐是表演，不是說參與者沒有實踐的努力；當然不，
我們都有朋友在場上，而我們也知道穿著塑膠雨衣在冷雨中是什麼滋味，知道坐在
地上吃便當是什麼滋味，知道期中大爆炸是什麼滋味；即便主事者選擇以嘉年華形
式為野百合的變奏致敬，我仍願意相信，並且尊敬那些為了其所認為該捍衛的價值
而捍衛的同學師長。然而我無法認同。
「自由」和「人權」在這個時代太重了，以至於我們慣於輕盈的天平無法測量
類別內的差異，只有重重沉下。自由和人權重不重要？該不該被維護？這是公民道
德的送分題。因此，大家不假思索的打了O，義無反顧地坐下。如若其然，為什麼
反對的聲浪這樣多？難道其他人不在乎人權？野草莓沒有政治色彩，難道反對的就
都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嗎？我想不是的，問題在於，這不是國小的是非題，它必須
被申論──
自由是什麼？人權是什麼？它們為什麼重要？這次事件中是什麼違反，或侵犯
了它們？違反、侵犯又是為了什麼？兩相權衡下，自由和人權還是最重的那顆砝碼
嗎？還是這次事件在現實層面中，根本沒有所謂「自由、人權」這麼高層級的衝突？
參與者必須回答，每一個支持或者反對的人都應該回答。否則行動標榜的「自
由、人權」只是口號。
這題申論的困難在於，無論意識與否，我們必然有意識型態與立場；無論意識
與否，我們得到的資訊永遠經過媒體守門員的選擇；上述兩者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
答案，而這答案難以避免的只是事實的一半，無論意識與否。不論媒體報導是否有
誇張、剪輯之嫌，警方這次處理陳雲林事件在執行面上的確有不當之處。問題是：
這事件讓我們憤怒的原因，真的在於誰的「人權」受到迫害，還是因為馬政府「隱
藏」國旗的行為有損國格？如是後者，問題明顯不在「人權」；如是前者，問題在
於我們可以把事件切得多細考慮？台灣人有沒有嗆聲的自由嗎？當然有，並且應該
被維護。但這自由的限度到哪裡？自由的代價是什麼？怕事的馬政府在張銘清事件
上，不就是因為連基本維安人員都不敢出，所以造成這樣破壞國際形象的遺憾？破
壞國際形象只是丟臉嗎？此後我們與大陸發生外交衝突，以往同情我們的國家還會
以同樣的眼光看待嗎？我們與大陸長期不正常的關係導致我們狹小的國際空間、不
正常的政黨政治、個人與國家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前者為商業、交通的限制，後者
則為「被迫」向美國買保護的軍購），種種現實問題在對方釋出善意溝通時，政府
能不以「國家整體利益」考量嗎？在放上這麼多砝碼後，天平還是傾向「自由和人
權」那一方嗎？那又是誰的「自由和人權」呢？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野草莓為什麼無疾而終了？我想「無疾而終」這個詞並
不適於指涉，因為野草莓蔚然成風背後有其本質性的病源：姑且不論那些基於師長
登高一呼的感動、同學相互慫恿、或者體驗學運的好奇而參與運動的同學，即便出
於獨立思考判斷者，其所以判斷的依據也可能只是事實的部份 (對於經過這麼多關
卡的複雜訊息，大家要知道「全貌」本來就不容易。我原以為自己對此事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也和一些同學討論過，所以在嘉浤問我有沒有興趣寫這篇文章時就大膽
地接下了。後來在試圖尋找更多資料確定原本的認知時，才發現自己原先某些理解
是錯誤片面的)。自由和人權把大夥兒繫在一塊，成為正義、知識分子的共同體；
然而同樣的，由於自由和人權的抽象性，隨著時間與了解，共同體終只存於想像中
。一個活動也有它的生命，有出生、成長與死亡。儘管最高價值是大家所認同的，
但「捍衛自由和人權」的名號並不必然為「野草莓」所佔據。當原先的參與者完成
了申論，他們會期待以他們的答案完成自己所欲捍衛的價值，而在這個問題上，答
案與方式無法分開；當「野草莓」體現的只是核心主導者捍衛的方式，當「野草莓
」讓人懷疑是否將「正義」的形象身段擺在「正義」的完成之上(板上理直氣壯但
沒有交集的筆戰，是否忽略了「溝通」才是捍衛的唯一方法？近乎傲慢的文宣、板
宣和幾次與政府的溝通，是否忽略了學運只有在大眾同情、了解的基礎上─而非學
生自己玩得高興─才可能成為社會議題，才可能成功？在大眾對「自願報備制」的
誤解這麼多的情況下，主要宣傳仍在批評政府的「傲慢、冷漠」，而非相關事項的
宣導，在在令人質疑其戰爭性是否超過了建設)，「野草莓」勢必離開「野草莓」
。而活動與人是分不開的，當了解事件始末、懷抱理想的人漸漸離去，新加入的永
遠是狀況外的被吸引者；當「捍衛」漸漸成為口號，而活動離他們所欲捍衛的「社
會」愈來愈遠；那便是活動開始邁向死亡的時候。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台灣的人權問題是該受到重視，公權力的死角毫無
疑問地多，《集會遊行法》的確是千瘡百孔的惡法，大學生應該關心社會、應該實
踐其所知所學；野草莓運動原是充滿希望的一頁，這一仗原該打得更漂亮的！儘管
我的立場不同，可我知道、我期待一個行動所以開始並不影響一個行動最後所能完
成。然而這希望看來是落空了……
（本文原刊載於台大中文系系刊「踏歌」）
我的回應
胡頎這篇文章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問題，或許會讓運動者感到忿忿不平。
那就是在這個運動中，所謂「國家整體利益」與人權之間的輕重問題。
在這個時代，許多有知識的人們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可是有多少人
可以問心無愧地宣稱，他們完全沒有受到後者的約制呢？其實這是個非常複
雜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國家，國家主權的捍衛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是兩件事；人民對於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的認識，可以是幾十幾百種表
述。那麼有哪一方，有資格去公然聲稱其他人的國家利益是錯的呢？
野草莓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在排除人權問題以外的因子，毋寧是在努力維
持自身的清純與理想性，但是自始至終，人權之外的那些問題卻仍是籠罩在
上空的，即使我們不願意承認。而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成為了這個運動的致
命傷，因為野草莓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廣場上發聲的人們、來聲援的市民與NGO，不都或多或少地將陳雲林與中
國視為他者嗎？這個運動不也或多或少的以「台─中」的這個對立關係為隱
性的養分嗎？作為一個半調子的參與者與支持者，我只能說這的確是我所看
到的現象。我無意苛責這件事，我知道這個運動的處境是多麼艱難，在各方
力量交相擠壓的狀況下走鋼索，能到這一步已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問題終
究是存在的。
胡頎的第二個問題，從國家利益的討論轉向了社會觀感的層次。在此我
隱隱然地覺得她暗示了兩者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同質性(說實話我不能否定這
一點)。無論如何，她指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就是所謂「正義、知識
份子的共同體」。她認為這個共同體的發展最終是脫節於社會的，這導致了
它生命力的渙散。
可是究竟是怎麼樣的運動，才能得到多數人的理解與共鳴呢？或者標準
放低一些：要怎麼樣才能得到一定數量的人們的同情呢？
對此我同樣沒有辦法苛責野草莓們。是的，這一群正義的知識份子們姿
態很高，教人看得不舒服；是的，他們與其反對者的辯論各說各話、幾無交
集。可是這個現象，很悲哀的，我認為是大眾民主社會的必然結果。在指責
野草莓無法與其他人對話、溝通的同時，先要問的是，在根本上究竟有沒有
「對話溝通」的可能。
從一方面來看，「有效的」對話溝通無可避免地要帶有妥協的成分，長
此以往幾乎可以肯定會導向運動訴求的失焦，只是或許可以苟延殘喘更長一
些時間。反之，若要排斥這種妥協的溝通，那麼結果就會是教條化。這個矛
盾，在有人質疑野草莓「為何不譴責民進黨」時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就是民主社會的殘酷現實：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胡頎筆下「
狀況外的被吸引者」(或者「狀況外的反對者」)。無論怎麼努力，狀況外的
人們都會是社會的大多數，而他們的涉入也好漠視也好，都是一點一點地在
模糊原本運動的立意與焦點。時間越長，就越難擺脫這樣的窘境。社會運動
的生命力有其限度，我認為原因就在這個地方。所以一個成功的運動，在我
的想像中，是要在維持主體性與目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吸納「狀況外的
被吸引者」，並在支持者失控之前達到階段性目的。
很遺憾的，野草莓運動沒有這樣的環境。它的成長伴隨的是更巨大的失
焦與模糊，以致於它自始就失去了清楚闡釋其信念的可能。很多人認為網路
的發達讓社會運動有了別於傳統方式的發展空間，但諷刺的是，也正是網路
上眾說紛紜的言論讓野草莓運動的失焦更加迅速而不可抵禦。而社會上多數
人對於「民主」的信任使得大眾對於媒體報導可信度失去了警覺性，更進一
步抹去了「溝通對話」的可能。在這個情況下，野草莓們除了更加教條化地
重申其信念，無計可施。
誠然，這個運動有著過於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參與、支持這個運動的
人們也有著自身的盲點。可是在我看來，他們已經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中作出
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也實現了某一些對於學生運動的新想像。儘管當前所能
看到的成效如此微薄，但看來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而能夠寄予些許期望的，
或許是在這個運動能為未來的運動者醞釀出怎麼樣的啟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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