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風帶雨浥鵑城

試著翻成中文好了，也訓練一下我的英文能力。

    "明星咖啡館"並沒有多少台灣風味，而這正是它由簡錦錐在半個多世紀前台
北西部的老市區創立以來，始終別有特色的原因。這家店樓下的麵包鋪賣著新鮮
的麵包與手工蛋糕。在樓上，簡錦錐供應黑色、苦澀的義式咖啡──嗯，也不純
然是"義式"。「法式的」，他說，拾起一小盤精美的蛋糕，「這是瑞士風味的」。
這裡的咖啡、小點心與蛋糕，實際上都是俄國式的。「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是俄國
的東西。」因為在台北，所有的事物都會與政治扯上邊，連甜點也是。

    台灣首都的歷史發展就像是一齣外交肥皂劇。在十六世紀，中國大陸的居民
開始移居到這座島上從事農耕，其中多數來自福建；這批新移民與數十個擁有獨
特文化和語言的土著部落激烈衝突。然後在十七世紀，荷蘭人來了，接著一支與
大陸上新興的滿清王朝對抗的中國軍閥驅離了他們。後來清王朝又征服了這島上
的中國人，思索著要把這個島賣個好價錢。當他們發現這島沒有買主之後，他們
便統治這裡，直到1895年日本占領此地為止──至此事情方才真正複雜起來。

    對簡錦錐而言，這不只是歷史而已。他解釋道，在1930年代他還是個年輕小
夥子時他講的是台語(台語和福建地方的語言相似，癥結是相似的程度為何，你猜
想這又是個政治問題)，但當他上小學時，他必須拋棄台語學習日語，此時日本帝
國正試著掃除島上的中國與本地元素。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再度取回台灣，日語被
禁，於是像簡一樣的年輕人只好開始學習新的國語：華語。

    簡和幾個自蘇聯逃離的俄國人於1949年創立明星咖啡館。就在同一年，共產
黨奪取了中國大陸，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黨敗退到了台灣。他們接掌了台北，並
且在這裡建立了一個惡名昭彰的政府。就如同北京共產政權強硬的反布爾喬亞立
場，這個政府也有強硬的反毛主義傾向。秘密警察開始在咖啡館出沒，監視簡的
那些俄國夥伴與在此進出的人們──尤其是作家們。

    這裡的生意一度非常興旺。台灣很早就投入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而在1970年
代，這個島是世界級的小雜貨生產地。商人們會帶著他們的隨身收音機來到咖啡
館，邊啜飲咖啡邊聽股票報導。漸漸的，咖啡館鄰近地區的狹窄街道、騎樓與擁
擠的攤販失去了它們的重要性；現代化的東區蓬勃地建起了辦公大樓、百貨賣場、
餐廳與外國精品店，然後則是國際化的大飯店與它們優雅的咖啡館。很快的，在
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可以享用好喝的咖啡與西式點心了。

    在我與簡錦錐碰面的早上，除了我們兩個與簡的女兒以外，明星咖啡館空無
一人。

    這些年來台北逐漸發展得成熟而國際化，三十多年的繁榮使得中產階級獲益
良多。(我慣於將華語的聲調想成一種衝突，那種中國大城市裡自求多福式的騷動
──太貼切了。)然而這城市裡到處都有騷亂的迴響在塑造它的樣貌，並且揭示著
未來的不確定性。這些讓現在的台北處於一個十分有趣、適合探索新象的時代。

    朱天心與她的姊妹有一點像是台灣的Bronte三姊妹，在多數時間裡她們是小
說家和短篇故事作家。(台北的報紙會刊行文藝副刊，因此那些曲高和寡的短篇故
事極不尋常地擁有廣大的讀者。)我想和朱談談她的中篇小說〈古都〉，這篇故事
在去年才剛發行英文版。

    我們在"光點台北"碰了面，它位於繁忙的中山北路，是座白色的殖民風格宅
邸，裡頭設置了電影院、書店與咖啡館。在卡特政府背棄台灣、實現與中國關係
的正常化之前，這裡曾是美國政府在台北的領事館。這座老屋荒廢了近二十年，
直到幾年前才由頗有聲望的電影導演侯孝賢接手，主持改造。(他還來到我們的桌
前對我們打招呼，朱天心的姊姊天文撰寫了他大多數電影的劇本。)

    朱天心有一張甜美的圓臉、充滿好奇心的眼神與良好的身段。〈古都〉是她
在此間批判性十足的力作，講的是一個從國外歸來的台灣女人，掙扎地發現她年
輕時代逸遊的城市變成了一個摩登而疏離的地方。如同故事裡漫步城中的敘事者，
她陷入了沉思。

    朱天心承載著記憶中的種種細節──公車站牌、門牌號碼、收音機裡的旋律、
植物的香氣：「農曆九月菊有英、芙蓉冷......不、不，決不是因為菊花木樨(如
果你父親是外省人)」她寫的是她童年時代鄰居的庭園。「不是芙蓉樹蘭(如果你父
親是本省人)，不是紫藤羅漢松(若你祖上是國語家庭)......」

    〈古都〉文中充滿了與園藝相關的字眼，我問朱為何這樣寫。她說，當日本
人來到這裡，他們在台北四處栽植欒樹、櫻花樹、杜鵑和尤加利樹。然後中國國
民黨人將這些植物剷除了一大部分，改種榕樹和大王椰子。當本地人對外省幫派
的作為無法容忍時，政府當局開始種植本土的樟樹。在一個世代以內，樟樹在大
街小巷漫地長起，成為現代台北的象徵。這種有如粗壯而扭曲的月桂般的樹種生
長速度極快，就像這城市本身一樣。

    在任何一個蓬勃發展的城市裡，景象事物的新陳代謝實屬正常。但在台北，
這事卻沒有那麼簡單。「這是新的政權在抹消舊政權的歷史。」她說。她並不只
是個冷眼旁觀的觀察者，她自身強烈地感受到她與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而
這卻是台灣許多人拒絕接受的事，她為此深感不平。但她說對了一件事：台北的
故事正不斷、不斷地在重寫。



    我問朱天心在哪裡可以找到一些老台北的蛛絲馬跡──要知道所謂"老台北"
在此地甚難尋覓。這座三百萬人定居的城市在1920年只有176521位居民；在二戰
結束時，也只有335397位居民而已。「在中國，老阿嬤的鞋子都比我們這裡最古
老的建築來得歷史悠久。」兩天後當我去拜訪傑出的出版家與文創工作者Irmin Pao
時，他在他的工作室裡對我這樣說。

    朱建議我去綠意盎然的南區、台灣大學一帶，她讓我去尋覓日本時代遺留的
房舍群。於是我搭上捷運，穿梭在大學附近宛如迷宮般的街巷中。我在一幢公寓
大樓前停下迷茫的腳步，它的窗台和有著鐵欄杆的陽台上開滿了花，香氣溢滿了
整條街道。這提醒了我一件事：如果那些老屋所在的巷弄自日本時代以來就無甚
改變，那麼樹木會帶領我找到它們。

    我漫步到了泰順街，正是下課時間，街上有很多大學生。男生們穿著美式的
牛仔褲、鬆垮的T恤和POLO衫，女生們則穿著短裙。泰順街上有許多廉價的餐廳和
點心、飲料攤販，這裡的茶飲種類多得驚人：甜茶、花草茶、苦茶、熱茶、冷茶、
紅茶、白茶、綠茶......曲折迷人的街道旁邊開設著書店，還有些陳設了幾張圓桌、
有著L’Apres-Midi 或Café Bastille之類名號的咖啡館，以及販賣著日本式的流
行小玩意兒的小店。我走進一家位於兩座建築間隙中的唱片行，空間促狹，以致於
我的肩膀幾乎要貼著牆壁。這裡沒有人行道，因此偶爾必須要閃避那些嗡嗡作響的
摩托車，但是這裡其實相當平和有序，一時間我差點忘了我此行的目的。

    是了，樹。

    我邊啜飲著一杯冷茶(呈不透明的棕色、有甜甜的果香、裡頭還放了一小匙棕色的
果醬)，一邊凝視街道兩旁，接著我發現了一抹不同的綠意，於是我走向它。很快地我
就置身於茂盛的樹木與鳥鳴的籠罩下，城市的聲響也從我耳邊消失。就是這兒了！我
幾乎無法看見隱身在高聳磚牆與雨林般濃密的庭院後的房舍，但是屋頂的模樣卻清晰
無比：黑瓦、斜度平緩，就像在京都的房屋那樣。

    幾天後，我又回到這附近拜訪另一位小說家駱以軍，另外也是要尋訪蔣介石國民
黨的中國幽靈。駱以軍就住在這一帶，我們在那家Café Bastille碰頭。他長得很結實、
頭髮疏落、帶著活潑張狂的笑容。文學評論告訴我他的小說難以理解，但很受歡迎。
我們一道吃了午餐──幾盤貝類、嚼勁十足的蔬菜和一種駱一度遲疑地翻譯作
"once fresh"的上海式中國湯，接著他又篤定地改口翻譯為"very delicious"：海水
白的肉湯裡放了大塊的火腿、肥豬肉和馬鈴薯片。然後我們前往西區，去一個叫做"紅
包場"的地方。

    裡頭很暗，裊裊的菸霧籠罩在舞池周圍。我們在舞台邊找了位子坐下。在我們四
周的坐著的都是老人，用紙杯喝著茶，其中有不少人在打瞌睡。在台上，一個不到中
年但也說不上年輕、穿著綴著亮片的緊身紅色低領洋裝、戴著項鍊的女人唱著古老的
華語情歌。當她唱完一曲，燈光亮起，幾位老人拖著腳步帶著紅包走向台前，那裡面
裝了小費。

    駱解釋道，我們四周的這些人多數是老兵。當年蔣介石帶著六十萬中國軍人君臨
這座小城市，其中多半都是單身，或者永遠離開了他們的家人。這造就了一種時間錯
置的景象。「這些歌曲很多都和思鄉有關」，駱說。

    城裡曾經有很多這樣的紅包場，但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記得這些旋律、大陸、
戰爭、北京與台北間的戰鬥的那一代人正走向衰亡。又是一曲終了，燈光再度亮起，
比剛才稍多的老人蹣跚地走向台前。

    台北閃耀的東區是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的所在地，但是蔣介石的紀念堂卻拖曳
著更為悠長的陰影。紀念堂位在市中心一個被圍牆環繞的公園，兀自聳立在一片橫跨
數個街區的樸素廣場上。

    就像是樟樹一樣，台北的許多知名景點有著被遊客們逐漸淡忘的政治意義。例如
建於1738年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最大的寺廟之一，寺內滿是繽紛的色彩與精雕細琢
的雕塑。而在1986年，也正是在這裡，成群的民主運動者首度公開地呼求解除戒嚴令。
或者依青山而建，位於城市北部郊區的故宮博物院：陳列室裡放滿了當年蔣介石的軍
隊撤出大陸時，一同護送出來的那些世界上最精美的中國藝術品。「我常常對這樣的
決斷感到驚嘆。」出版家Irmin Pao這樣說道：「我們輸了戰爭，我們正要逃出中國，
但在槍林彈雨之中，有一群人竟然在打包那些花瓶。這簡直是印第安那瓊斯的故事了。」
他開玩笑道：「不過為了這些東西，中國是永遠不會讓我們獨立了。」

    1990年，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生群聚於蔣介石的紀念堂，呼籲包括總統直選在內的
民主改革。他們稱這場運動為「野百合運動」。前年，中央政府將蔣介石之名從紀念
堂削除，現在它的名字叫作"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就在我來到台北之前，野百合成
為了新的館徽，而政客們仍為此爭論不休。

    紀念館的收藏品，使它像是一座由蔣的國民黨政府一手打造、充滿個人崇拜意涵
的宗廟。這裡的展覽品昭顯著先總統蔣公對全人類世界永恆不朽的偉大貢獻。展品中
有勳章、蔣的手工黑色加長型凱迪拉克，還有他最喜歡的拖鞋。(「這些是蔣公在為對
日抗戰奔波時愛穿的鞋子。」)

    新的展覽叫作"再見，蔣總統"，講述的卻是另一個故事了。這裡有一份紀錄，上
頭有著自1949年到1952年間，超過240000個政治嫌疑犯的名字，還有一份記錄著一千
五百多名被送往勞改營的囚犯的名單。還有在所謂"白色恐怖"期間消失無蹤的人們的
照片，以及蔣介石以紅筆簽署的死刑令。

    很難相信在一座國立的博物館中，會這樣將兩種針鋒相對的史觀並列陳設，而沒
有任何調和二者的嘗試。但若考慮到台灣的國會正被兩個立場敵對、為了蔣的歷史定
位與對大陸關係而激烈交火的政黨盤據，這就足堪解釋了。兩年前，一位立法委員對
其對手政黨開放兩岸航空直航的政見大表不滿、口出惡言、大打群架(扎扎實實的一場
群架！)立委們向對手身上砸食物，並在國會議場大灑狗血(確確實實的狗血！)

    我與我的翻譯Julia走下紀念館的階梯來到廣場。這裡所有的景象顯示這是個平
靜的所在：年輕的夫婦與他們的孩子漫步其中，青少年們隨興地玩著羽毛球。一道高
聳的圍牆隔離了尖峰時刻的噪音，前不久才有人討論著要把這道牆拆了，在原本的位
置上種植樹木。

    正是傍晚時分。「餓了嗎？」Julia問道。我們攔了計程車，前往一個台北最知名
的夜市，每天日落之後攤販就會塞滿那一帶的街巷。走著走著，我們吞下了一堆麵團、
手工麵，然後是包覆著碎花生與香菜的豬血糕、填充著韭菜的炸圓麵包、放了生薑絲
和整塊豬腳的湯、正當季的大片西瓜，還有一大碗鮮甜滑溜的"豆花"──一種碎豆腐
作的布丁，搭上紅豆、綠豆和煮花生。

    我很驚訝有那麼多台北人對於未來有著那麼大的疑慮──這城市還會不會變得更
好呢？這是某件事的反映：十年前ipod應該會是在台灣生產，但是現在是在中國。

    「全部的東西都往中國去了。」Pao說：「那裡就像個大磁鐵似的。」但長期來看，
很難說這對台灣會有何影響。「我認為人們會因為中國而更關注台北。」Pao繼續說著：
「就在幾年以前，你根本不會到這裡旅行。」

    有一部青少年電影正好上映：〈六號出口〉──剛好與我的下一站有關：位於西門
町的西門站六號出口。這是禮拜五晚上，我和31歲的製作人葉育萍碰面；她製作的同志
愛情喜劇〈十七歲的天空〉在票房表現上名列前茅。葉的個子很高，有一張心形的臉，
一頭黑髮梳到後面綁起馬尾。她穿著寬大的T恤、黑色牛仔褲和一雙Adidas Superstars。

    我們漫步在街道中央，推車的小販賣著烤玉米、甜膩的豬肉香腸和台北有名的"臭
豆腐" 。在我們頭頂上，高空中已是星光閃爍，星光下的街頭則是五光十色的繁燈。街
上看來彷彿每三、四座建築裡就有一幢是電影院，另外就是餐廳、佈滿商家的騎樓和廉
價的飾品、服裝。

    葉是西區人，她告訴我東區的人比他們更"趴"，我同意這句話。東區是好地方，那
種適合買些來自東京的奢侈品、喝杯法布其諾的所在。但那裡是有點面目模糊的，和西
區佈滿奇特的磚造房舍與五花八門雜貨(例如裝著日光燈管的豪華仿古吊燈)的迪化街截
然不同；也不像因美味的牛肉麵而馳名的桃源街，其中最知名的店家十分簡單明瞭地就
叫做"桃源街牛肉麵"。

    就像此間許多文創工作者一樣，葉這些年花了許多時間在中國。當我們見面時，她
正在籌畫著要在中國大陸推出電影。中國的十三億人口是誘人而可觀的觀眾群，而在海
峽兩岸同步合作或許是從好萊塢的大舉入侵中存活下來的一條途徑。(在西門町，美國電
影和臺灣電影的比例是壓倒性的10比1，也許20比1)

    但她也憂心「台北的文化影響力已經被中國的城市給篡奪了」。就在幾天以前，藝
術家陳界仁告訴我一位歐洲的藝術經紀人一度要爭取他的作品參加展出，他以為他是中
國人，而當他發現陳來自台灣，他便取消了原先的邀請。很多台灣的藝術家和經紀人都
遷去了上海，外國的資本正源源不絕地流入那裡的藝廊。

    然而在中國創作也意味著文化的妥協，「很多題材不是你能拍的」，葉解釋道。我
問他像是哪些題材呢？「嗯，法輪功。或者像是神怪故事，你在最後一定要給個科學的
解釋，不然就是要宣稱那些全是主角的想像。當然，政治是不能碰太多的。還有同性戀
也不行。」

    葉說香港電影現在也變得更「中國」了，整個主體性都消失了，而且這不只發生在
電影界，「香港失去了她自己的文化」，她強調。她可以想像同樣的事情將會發生在台
北。「那些台灣獨有的特色將會日益邊緣化，對年輕一代而言那些特色將越來越不重要
。」

    她閃身進入一條小巷，那裡的寬度剛好可供兩人並肩而行。商店的招牌很低，幾乎
要撞到我的頭，發著微光的軟管與彩色燈泡點綴著這些店招，像是某種天篷。這感覺有
點像是置身於叢林之中，只是那些野生動物現在都夾起尾巴躲了起來，嗡嗡響的刺青槍
則代替了蟲鳴鳥叫。

    「你餓了嗎？」葉問我。「在台北我從沒飽過。」她領著我去一家光線暗淡、有著
螢光燈與簡單白牆的小餐館。那館子叫做「御花園排骨」(我很喜歡那種用店名告訴你它
擅長什麼料理的餐館，像是市街另一角的「鵝肉城」)。一個廚師坐在我們隔壁的空桌，
用一把笨重的切肉刀給豬肉去骨，那是我們點的。

    「我好喜歡這個地方！」葉邊說邊拍著她的手：「我爸媽當年約會常常來這裡。」
食物幾乎是瞬間就上了桌，淡黃色的清湯和麵條、甘藍菜和酥脆的炸豬排。很便宜，很
油膩但是超好吃。兩個坐隔壁桌的青少年叫了排骨飯，他們戴著耳機，安靜地吃著。

    這家排骨在這十年內應該還會在這裡吧。但是這城市其他的東西、它的經濟、它的
文化將會如何卻是難以預料的。民進黨的領導者們大力宣稱要維持台灣對中國的獨立，
但他們在這個冬天的選舉大敗給主張綏靖懷柔的國民黨。「在這裡每件事都會受到某種
程度的政治化」，葉說：「當政權輪替的時候，整個國家也跟著輪替。誰在當家這件事
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影響。」

    在台北的最後一天，我拜訪了周渝，這位硬朗、逾六十歲的男人是臨近大安森林公
園的紫藤廬的經營者，台灣導演李安的《飲食男女》有部分場景是在那兒取景的。那是
一座老舊的、擁有近一世紀歷史的日式房屋，庭園裡則布置了日本的傳統物件(竹子、錦
鯉池)和台灣風格的擺設(軟蕨)。庭園圍牆外那條車水馬龍的六線道曾經是條河，周說，
他小時候每天都要走一條獨木橋過河去上學，而空中有很多蜻蜓。

    紫藤廬正在翻修，所以我們正坐在周渝位於附近靜巷中、攀滿爬藤的小屋。這裡很
漂亮而且溫馨，有著黑色的石板瓦地磚、不很搭的桌子和周的藝術家朋友們的一些樸素
的畫作，我們在窗邊的位子坐下，周將他的銀殼日本手機放在桌子中央，我思忖著這會
不會是台灣製造的。

    據他說，他的父親曾是政府官員，後來又成為教授，將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哲學家
佛列德里希‧海耶克的作品翻成中文(海耶克作品在大陸是被禁的)。他父親在大學任
教的那段期間，這間小房子成了一個重要的沙龍。當周繼承了這間房子，他就將它改
為茶館，並不是因為他多麼喜歡茶，而是因為他在主持戲劇、音樂會與讀書會時，發
現到他應該要賣些什麼。「整個晚上，門都是敞開的」周回想道：「我們邊喝茶邊聊
天，這真是非常浪漫、非常自在。」

    後來，茶開始對他產生更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老茶。他蒐集這些老茶，並且用特
別的茶壺沖泡。他的收藏中，有些茶葉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他從地下室產地帶來一
小罐普洱茶，那是1950年代早期在台灣栽種的。他取出一個比網球還小的陶壺和一對
淺黑色的杯子。「我們藉由喝老茶來回味過去」，他邊說，邊給一小撮黑色、長條形
的茶葉添上熱水，「然後就可以連接上歷史與記憶，這茶有種苦澀的味道可以讓人回
想起過去。你可以洗滌自己，用更純淨的心去看待歷史。」

    老茶很難保存，它會受到溼氣和存放在一起的其他茶葉散發的味道影響。「前幾
泡會最明顯地反應出茶葉的瑕疵」周在我正啜飲時說道。這時的茶聞起來比較土俗，
嘗起來有木頭的味道，有點兒苦。啜飲一回之後茶杯就已經要空了，「沖泡到最後，
就只剩菁華會留下來」他說，一次一次地給我沖茶，每沖一次，味道就變得更清爽、
更柔和。

    「你嘗嘗這個」他說：「對人來說也是一樣的，如果人們可以戰勝歷史中黑暗的
那一面，那麼他們將可以達到一個更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