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什麼是歷史」，是個已經被討論了好幾世紀的問題。每一個世代，總是對這樣的問題有不同的解答。筆者作為一個初入歷史學領域的初學者，也試著以自己對歷史的粗淺認識以及開學以來在課程中學得的知識回答這個問題。這篇報告將要先討論為什麼「什麼是歷史」對今日的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其次將簡單討論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塑造」、以及其影響。再來則以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認知以及參考書目中的各家意見，整理出我自己的意見。
關鍵字：歷史、事實、歷史事實、集體記憶、人文
一、關於「什麼是歷史」這個問題
二、歷史的「塑造」
三、歷史與現實社會、知識分子
四、我的答案：什麼是歷史
一、關於「什麼是歷史」這個問題
假使用最廣義的標準來看，「歷史」一詞可以用來指稱所有「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然而過去的事件(事實，facts)不一定有歷史性的意義，換言之，不是任何一個「事實」都可以被定義為「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這個定義的工作，依照E.H. Carr的說法，乃是仰賴專業的史家為之。
這也就是說，「事實」固然是客觀的存在，但當「事實」經過種種過程轉變成「歷史事實」，成為歷史學家的文字敘述的時候，它就已經失去其客觀性了。
目前的歷史學界已經達成共識：歷史並不存在所謂的絕對客觀。任何的歷史解釋(在此泛指historical interpret/explanation)都帶有主觀的成分 ，這種成分不僅出自於史家對某一事件賦予的意義具有史家個人的主觀判斷，也是出自於史家早在搜羅、整理資料的階段，其主觀就已經影響了他(她)對「有意義的史料」的判斷。同一領域，不同史家進行的研究，其關注的焦點各有不同，結論亦隨之相異。
自Ranke以來，歷史學研究逐漸地專門化。一方面，歷史學的研究工作被專業史家壟斷，另一方面，歷史研究領域的區分越來越細緻，於是一般人愈發難以進入這個學科，也失去了自己建構歷史的條件。歷史的建構，於是交付到了專業歷史學家的手上。
Carl Becker說：人人都是歷史家。這句話的前提，是在各人均有其詮釋自身歷史的權力，如周樑楷所言，「任何認知者都能依自己的標準，主動調整事實或歷史事實的範疇」時，方可成立。歷史研究職業化，將詮釋權集中於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們手中，一方面促使歷史學成為一正式的、帶有某種程度科學性的專業，一方面則否定了一般人有「認知」的可能。
我認為這是有利有弊的。歷史學在職業化以後，逐漸發展出其研究方法與理論，而非停留在單純的敘事，也加深、加廣了歷史學研究的範圍；然而這同時也讓一般大眾無法藉由自身的力量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歷史，一些有心人士在此找到了操作的空間。
自我認同與個人的歷史建構息息相關，個人的「歷史」是自我認同的基礎，人藉由自身的歷史經驗認識自己、界定自己……因此若歷史完全被外力決定，將會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所以我認為，「什麼是歷史」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正是在於關於這個問題的思索可以幫助我們跳脫出完全由別人建構的歷史，重新界定自我的價值與認同，也重新看待「自己」。
二、歷史的「塑造」
在此我想先討論的是歷史與集體記憶的關係。
有人認為歷史乃是一種社會(民族、國家、社區、家族、家庭……)的集體記憶。這一群體中的成員分享著共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並且對世界、對過去抱持了相似的看法、態度。因此這一群人，往往也擁有了相似的情感、相似的觀念。是故歷史的「塑造」可以相當深遠地影響一個社會。
但歷史就等同於集體記憶嗎？我認為這並不是個完全正確的說法。歷史應該是具有相當的個人成分的，每個人的「歷史」都反應著個人的生活經驗，其中包含了個人生活、團體生活。然而所謂的集體記憶與個人的經驗並不完全等同，因為個人的生活經驗是經過自己的整理、認知之後才成為歷史，集體記憶是人們共同的生活經驗，但各人對同一記憶的認知並不相同。
科學派史家與實証派史家奉Ranke的「教條」──「歷史家的任務僅在說明事實的真相」為圭臬，期望能藉由對原始史料的研究分析，得到「過去真實發生的事實」。科學化的歷史否定了史家主觀判斷的價值，也一筆勾消了歷史學家應有的社會道德責任，將歷史研究視為純粹的史料分析工作。亦即否定historical interpret而推崇historical explanation，並視之為歷史的唯一定義。一個世紀以來，這種思想被視為歷史學研究的真義，為無數歷史研究者所遵從。
但自二十世紀以來，這樣的概念受到了強烈的質疑與挑戰，並且最終被認為是過時而不合宜的。歷史學家所處的環境、時代，決定了他看事情的角度與研究重心；這使得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變得不可得。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學家們於是開始調整他們的歷史觀，他們承認歷史學家創造歷史敘述時，必然會夾雜著自身的主觀判斷；而歷史的敘述則不可能不帶有任何的解釋性。但他們依然肯定歷史學在「事實─解釋」、「過去─現在」的客觀性、史學家在分析過程裡的客觀性以及史學家超越自身時代的束縛而擁有更深刻的洞察力的可能。E.H. Carl在《歷史論集》一開始就講明了，他認為「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與『過去』無終止的對話」 ，歷史是一個進行式，它時時刻刻都在改變、都有新的內涵，但最終它所依靠的，仍然是那個客觀的「事實」(fact)。
後現代史學家們則有著更偏激的意見。他們認為歷史研究所仰賴的文獻資料本身便是不客觀的、是異於真實的。如Keith Jenkins所說： ……沒有任何記述可以尋回過去真實的情形
……沒有任何敘述可以向過去本身查證，而只能像其他的敘述查證……而根本上，並沒有真實的敘述，沒有正確的歷史，可以讓我們以它為標準查對所有其它的敘述是否正確。
他接下來又說：
不論歷史的可驗證性多高，可接受性或可核對性多廣泛，它仍然不免是個人的思維產物，是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敘述者」的觀點的表示……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偏好，仍然決定了對歷史資料的取擇，而我們個人的思維結構則決定了我們對歷史的了解。
有些人甚至認為歷史的紀錄是權力底下的產物、是受控制且具目的性的文字敘述。後現代派質疑，傳統史家意圖用根本就不客觀的史料探究客觀的事實，有如緣木求魚；有些人更進一步指出，歷史的文字資料(文本)實際上是與「文學作品」相去不遠的東西(內容均出於書寫者的主觀)，徹底否定了傳統歷史學追求歷史真相的可能，進而質疑歷史學存在的價值。
或許可以先看看權力對歷史的干涉吧。這並不是一個罕見的課題，任何一個政治力量或多或少都會藉由塑造該群體的歷史，達成某些目的(如提升群體成員的向心力、對該群體的認同……)；在這個狀況下，史家必然會強調具代表性的事件、經驗，建構該群體的集體記憶。但我認為他們更強調的，往往在於塑造群體成員對該事件、經驗的認知，或者說，將對該群體有利的歷史解釋、敘述灌輸給其成員，使之經由群體權力者所期待的方式認知事件，如此一來權力便成功地「塑造」了歷史。
後現代主義便是在質疑這種「塑造」歷史的方式。舉Ranke為例，他的歷史研究工作的目的，在於提振日爾曼人民的民族意識，促進日爾曼地區各小邦國的整合；事實證明Ranke的歷史觀的確有助於提升國民的向心力，「統一的日爾曼」的行程使得許多國家的統治者開始推崇民族主義史觀。在十九世紀南美洲、二十世紀亞、非洲的反殖民運動中，民族意識的形成與「本國歷史」的研究和發揚密不可分，後者往往是使前者成立的手段。 中國的國民革命之後，孫中山倡言「五族共和」，創造「中華民族」的概念，亦是一例；此後中國歷經五四運動、國民黨與軍閥、共產黨的內爭、抗戰……這種民族主義式的史觀遂不斷地扮演著鼓舞民心、促成團結的角色，國共內戰以來的四十多年間，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大陸的共產黨政權仍藉由歷史敘述強調國族認同，並將國族認同與自身統治的法理性連結。直至台灣結束了威權統治，我們才開始擁有檢討這種論述的空間。
但我們真的需要否定過去那些歷史研究的價值嗎？我並不這樣認為。我們不應該只因為歷史的敘述帶有主觀性就將他們棄如畢履，也不應該就這樣把歷史學與文學混為一談。歷史學堅持的原則是必須「忠於事實」；即使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還原真相，也應該根據現有的證據與紀錄進行研究、寫作，與事實保有緊密的關係。「歷史家永遠沒有虛構歷史的權力」。
許倬雲說：
每個時代的史家要重新寫歷史，並不是過去已有的史書沒用了，而是由於過去的歷史不能滿足他當時當地需要問的問題。
可知歷史學的研究乃是為了滿足某些目的。歷史在每個世代一再地被重新定位，它的價值所在也不斷地被更新，實在無須宣稱「歷史無用」。畢竟其「用」是與時漸進的啊！
三、歷史與現實社會、知識分子
如前述，歷史往往是政治力量樂於利用的工具，這通常是有其時代性的，正面、負面影響均有之。但除了這種由政治力量操作的歷史，當前的歷史研究通常已經不需避諱其目的性，期許能在社會上發揮正向的力量。
周樑楷教授在《歷史學的思維》一書中提到的例子，是近代英國的新左派史家，如Hobsbawm等人。在實証派與科學派盛行的時代，歷史學家為了做到「客觀」，拒絕將他們所研究的歷史與現實社會的種種現象連結，也排斥任何道德是非的判斷。傅斯年所謂「近代史不過是史料學」當可反映這種思想──儘管他們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目的性」的色彩。
六0年代以降，史學界已經否定了「絕對的客觀」存在的可能，並批判過去科學派史學自閉於象牙塔裏不問世事的態度，因為這種態度使得歷史學變成一種高高在上的學科，與一般大眾無法產生聯繫；歷史學變得高不可攀，因為精細瑣碎的研究脫離了社會的需求。於是歷史學家們開始以較為積極的態度視著將自己的研究與社會連結，歷史家不再自外於現實世界，而選擇用自己的研究反應當前社會面臨的問題。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當屬英國的新左派史家。
正如E.H. Carl所說，「知識之所以為知識，以其有目的，而知識之正確與否亦由其目的之正確與否來決定」 ：事實上歷史學家的研究取向原本就反映了他(她)所處的時代、環境，歷史學家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本身就代表著一種「社會現象」，是「該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發言人」。
在此我想簡單地討論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知識份子並不應該只是個擁有豐富專業知識的人，除了知識，知識分子需要的是對良善社會的理想與責任心。知識的目的性如果沒有確立、或者其目的性是惡的，那麼這樣的知識就會是有害的。以歷史學的發展來說，我們發現了知識造成的結果是可被操作的，這樣的操作常常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而研究知識的知識份子，也淪為為虎作倀的那個「倀」。
我認為一個知識份子當有自覺，不應把社會現實當作事不關己的另一個世界。潛心研究學問的同時，也應該思索自己的研究對社會人群的價值；應該對社會人群抱有憐憫，並且以此為基礎，運用自己的專業探究改善現狀的可能。
但這並不是說知識份子要自視為人群的指導者，那是一種相當傲慢的想法。Karl Marx的名言：「眾人創造歷史」，歷史的發展不是仰賴少數的菁英，而是由大眾推動的；知識分子只是「大眾」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的心態應該要是謙卑的，應該是要讓自己盡量去接近大眾，並且勇於提出意見。
而歷史學家，他們所撰寫的論述與整個社會的價值、認同相輔相成、關係密切；他們的論述對他們所處社會的文化與思想潮流彼此之間影響匪淺。因此歷史學家更需要培養對社會的關注，以做出對社會真正有利的貢獻。
四、我的答案：什麼是歷史
現在回到這篇報告的主題，什麼是歷史。
近年來歷史學涵蓋的範圍、領域越來越廣泛；歷史學界從各個學科得到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途徑，並將這些方法運用在歷史學的研究中。其研究的主題越來越多元，也發展出一些嶄新的研究領域。
而在這些五花八門的研究中，歷史成為了無限的可能；歷史就像是一個沒有界限的填空題，容許各種可能被填到那個格子裡。同樣的事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理解，用不同的觀點去詮釋。而同樣是「歷史」，每個人都可以依照他(她)的理解、思考決定他(她)心目中的歷史是什麼。
但我認為在這些因人而異的各家答案之上，有一個東西應該要是共通的：歷史必須是與人文關懷連在一起的。
歷史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向來是與文學放在一起的。中國的歷史傳統是事件的敘述，史家在敘述的過程中，一方面「秉筆直書」，以公正、不偏頗為其紀錄原則，一方面也重視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中國傳統歷史學(以及其他人文學術)與政治有很深的關係，中國史家們希望經由歷史的記敘、褒貶作為當下政治的借鑑，並以之抑制政治權力的膨脹。中國傳統史學的目的，大概也就在於這點吧！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家利用政治人物對後世評價的重視，達成了制衡政治人物作為的效果，使他們在形式上有所顧忌，不敢胡作非為。因為這樣的特色，中國的傳統史學非常重視道德的判斷，對於人的道德修養有相當高的要求。
這反映出的是中國史家的使命感與對於人文關懷的重視。作史的目的，一在借鑑過去，提供當前政府過往的經驗以資參考；二在促使當政者不倒行逆施，增進人民生活的安樂；三則在期許知識份子「知古鑑今」，為國家社會的進步與學術的承繼盡一份責任。
這可說是先人們遺留給我們的偉大遺產。我認為歷史(以及文學、哲學……等)的研究，最終還是必須回到這名為「人文關懷」的軸線上。我們歷史系的學生需要培養的，除了專業的知識與研究方法，還有一種對世界萬物的同理心與關愛；這是身為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在談我自己的定義之前，我要先訂下一個大原則：歷史是人文的。
接下來談我個人對歷史的定義。
正如前述，「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是「歷史事實」的先決條件；「歷史事實」較之的差異，在於「歷史事實」是經過人的定義而形成的。 這種定義依個人主觀意識而有所不同，並隨著個人心態的變動而變動；沒有任何兩個人會擁有完全相同的歷史，這是因為其成長過程、生活環境各有不同，即使有「共同記憶」這樣的因素，但也不會造成兩個人對歷史觀念完全相同的看法。
歷史是認知的過程。人隨著歲月增長，逐步地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環境、社群，並且在成長中，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根基，漸漸建立起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的建構使人脫離了懵懂無知的階段，開始試著以自己的力量去認識這個世界，不再盲目的接受他人灌輸的價值。而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成熟的人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自我以及經由自我去理解的世界。
生活經驗的累積使人不斷地自我調整，對人來說「有意義的」事實也不停的變動，故在每個階段，那些透過認知、思辨而成立的「歷史事實」都不一樣；歷史永遠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一直在改變自己，使自己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配合時代的節奏前進。
歷史是人界定自我與自身的世界觀，所必要的背景。人藉由理解過去，理解他所身處的當下。
於是，關於「歷史是什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歷史是變動的知識，是人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件的理解與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途徑；歷史是變動的，它不只作為一種知識存在，更是作為一種生活態度與理念而存在。
留言列表
